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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化时代的中心城市转型及其路径
2020年09月13日 07:24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京)2017年第12期 作者:陈恒 李文硕 字号
2020年09月13日 07:24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京)2017年第12期 作者:陈恒 李文硕
关键词:中心城市;去工业化;大都市区化;城市转型;城市复兴

内容摘要:20世纪中期以后,发达经济体的中心城市普遍经历了经济结构和空间结构的双重转型:经济结构的去工业化即服务业取代制造业成为城市经济的支柱,以及空间结构的大都市区即涵括中心城市与郊区的大都市区取代城市成为城市化的主要形式。

关键词:中心城市;去工业化;大都市区化;城市转型;城市复兴

作者简介:

  作者简介:陈恒,上海师范大学人文与传播学院教授、教育部重点研究基地都市文化研究中心研究员(上海 200234); 李文硕,上海师范大学人文与传播学院副教授(上海 200234)。

  内容提要:20世纪中期以后,发达经济体的中心城市普遍经历了经济结构和空间结构的双重转型:经济结构的去工业化即服务业取代制造业成为城市经济的支柱,以及空间结构的大都市区即涵括中心城市与郊区的大都市区取代城市成为城市化的主要形式。在这一过程中,中心城市在经济、社会等多方面陷入困境,城市危机深刻而严峻,一度被学术界认为难以挽回;但中心城市在大都市区内的核心地位并未丧失,并且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呈现复兴势头,在经济、社会、文化等多个领域形成新的特征。但中心城市的复兴并非一帆风顺,其负面效应也日益显现,主要表现为经济领域的不均衡发展和收入差异、社会领域的阶层分化和政治领域的大都市区协同治理困境。本文从历史学的角度出发,在对过去进行发掘、重构和反思的基础上,梳理第二次世界大战至今中心城市从衰落到复兴的发展变迁,着重探求其动力机制、表征和影响,了解其所面临的挑战和应对措施,从中总结城市化的规律性认识。

  关键词:中心城市;去工业化;大都市区化;城市转型;城市复兴

  标题注释: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20世纪世界城市化转型研究”(16ZDA139)阶段性成果。

 

  20世纪中期以来,发达经济体在完成城市化后,相继进入城市发展的新阶段,城市化重心转向郊区,郊区人口和就业岗位增加,而中心城市人口数量减少、经济地位下降。为此,许多国家采取从内城改造到降低税率等多种措施刺激中心城市发展,但成效甚微。80年代中期以后,中心城市呈现复苏势头并在90年代后更为明显,同时中心城市的产业结构由以制造业为主导转变为以服务业和高技术产业为主导,而郊区则成为制造业和零售业中心。中心城市的转型与复兴具有世界性意义,在发达经济体已十分明显,发展中国家的部分城市也出现类似现象。

  对过去进行发掘、重构和反思,以观察其成败得失、总结其经验教训,是历史学的基本功能。第二次世界大战尤其是70年代后,去工业化成为发达经济体的普遍现象,并随着全球化的推进而日益强化。一方面,发达经济体曾经的制造业城市面临着制造业外迁、就业岗位减少、人口下降的挑战。在美国,经济萧条与种族冲突相互交织、共同作用,“城市危机”在70年代到达顶峰;西欧城市由于在战争中遭受重创,普遍在二战后进行重建,但去工业化现象也已出现;①即便是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在经历了快速工业化后也遭遇制造业外迁的压力。另一方面,城市化转型即大都市区化首先在发达经济体,继而在世界许多国家和地区出现,中心城市与郊区的功能和地位互有置换,从分离走向统一,形成新的地域实体。在去工业化引起的城市经济结构转型即后工业化,和大都市区化引起的城市空间结构转型即中心城市—郊区重新定位的共同推动下,80年代中期以来,中心城市的功能和角色均有所变化,从制造业中心和人口重心向服务业、高技术产业和文化中心转型,尤其但不限于纽约、伦敦、东京、巴黎等全球城市;近年来,中心城市的转型复兴更已成为世界性现象。同时,中心城市转型也引起阶层分化、社会排斥等新问题和新挑战,城市对此采取的措施也日渐明显。因此,对全球化时代中心城市的转型、复兴与调适进行研究,条件已经成熟,其学术价值不言而喻。目前我国正处于城市化高速发展阶段,把握不同等级的城市发展脉络、协调特大城市与周边中小城市关系、推进城市群协同治理是当下亟待解决的现实问题,梳理全球尤其是发达经济体主要城市的发展脉络、理解其衰落与复兴的动力机制、洞悉其所面临的挑战和应对措施,对于中国城市化进程无疑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一、基本概念与研究状况

  “中心城市”的概念最早出现在美国,它并非一种城市类型,也不仅仅是具备中心性特征的某些大城市。一方面,“中心城市”是一个历史形成的概念,随着20世纪以来人口和经济活动大量迁往郊区,原本在经济政治等领域发挥重要影响而现已衰败的城市逐渐被称为“中心城市”;另一方面,“中心城市”是与“郊区”相对的概念,用以指称在区域内发挥中心作用的城市。这看似矛盾的定义说明,中心城市虽经历衰败,但却仍然保持着一定地位,其角色与功能不容忽视。早在1910年,美国预算总署在定义大都市区时将大都市区中10万及以上人口的城市称为中心城市;1959年,将中心城市的人口标准下降到5万,此后又有多次调整;2000年,美国管理与预算总署提出了“核心基础统计区”这一新概念,即人口在1万及以上的城市核心区和与之有较高社会经济整合度的周边地区组成的地域实体,其中最大的城市和符合以下标准的建制城市均可被视为“中心城市”或“主干城市”:至少拥有25万人口或10万就业人口,5万—25万人口、就业机会超过实际就业数量的城市,1万—5万人口、相当于第一大城市人口的三分之一、就业机会超过实际就业数量的城市;其周边地区(包括城市)被视作“郊区”;因此“中心城市”是这一地域实体内的一个或多个中心,“郊区”也并非乡村地区,而是与“中心城市”有密切社会经济联系的城市或城市化地域。这种由中心城市与郊区组成的地域实体并非美国的独特现象,欧洲和日本同样如此,发展中国家也出现类似现象。典型如荷兰兰斯塔德地区,由阿姆斯特丹、鹿特丹、海牙和乌特勒支四大中心城市和百余个中小城市(郊区)组成。

  中心城市的转型复兴自出现伊始就引起学术界高度关注,相关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三个方面。首先,随着20世纪80年代以来世界经济的结构性调整和发达经济体逐步走出经济危机,学术界开始摆脱对中心城市的悲观态度,以城市内部结构为基础进行研究,即以服务业在城市经济中比重的增加为出发点,探讨工业城市向后工业城市的转型以及在此基础上的复兴。一方面,有学者通过考察城市经济结构变迁探讨去工业化的影响;②另一方面,也有学者对城市向后工业社会过渡进行个案研究。③其次,全球化进程的加快发展深刻改变了城市的社会经济结构和居民生活方式,将全世界更为紧密地联系起来,这引发了以城市外部关系为切入点的研究,即将城市置于城市体系或网络的框架内,结合全球化带来的经济结构变迁分析和描述代表性城市的功能、地位与影响,其中尤以世界城市、全球城市研究最为典型。④约翰·弗里德曼的“世界城市假说”将世界城市体系作为由资本和基于资本的联系所创造的复杂等级结构,在横向上分为核心城市与边缘城市,在纵向上分为亚洲、西欧和美洲城市;随后,又进一步探讨了城市将地区经济与全球联系在一起的纽带作用。⑤萨斯基亚·萨森立足于20世纪90年代的劳动力国际分工,将纽约、伦敦和东京定义为“全球城市”,即指挥和控制全球经济网络的新型城市,尤其突出金融业和服务业在其中的决定性地位。⑥上述研究凸显了少数大城市在全球经济体系中扮演的重要角色。与此同时,城市空间结构变迁为观察中心城市提供了新的视角和方法。二战后,世界各国尤其是发达经济体城市化进入大都市区化的新阶段,中心城市与郊区重新定位,功能互有置换;中心城市的集聚和辐射效应依然存在,但在区域经济中的主导地位有所下降。因此,在大都市区化背景下探讨中心城市的兴衰是第三个主要方向。⑦其中以彼得·霍尔和爱德华·索佳的研究最为典型。前者调查了西欧8个“巨型城市区域”的类型和动力机制,分析了核心与边缘的分工与互动;⑧后者以洛杉矶地区为个案,分析了从大规模郊区化到大规模区域城市化的转变,中心城市与郊区之间存在多维互动,二者都面临集聚的向心力和弥散的离心力之间复杂的动态关系。⑨不过,此类研究更突出大都市区的整体竞争力,对内部不同组成部分的分析相对较少,也很少具体谈及中心城市的转型复苏。此外,也有学者关注绅士化、不平衡发展和城市社会结构变迁等中心城市的内部问题。现有研究已取得丰硕成果,为本课题提供了良好条件。

  尽管如此,美国学术界的研究也存在一定缺陷。从研究的方法看,大多将城市转型复兴简单地等同于经济结构转型与复兴而忽略了城市的其他面相,尤其是城市文化的变化;从研究的视角看,关注对象集中在大城市,尤其是少数几个全球顶级城市如纽约、伦敦、巴黎;从研究的范围看,尽管有研究者注意到转型复兴后的中心城市所面临的多重挑战,但中心城市为应对挑战而采取的措施尚未引起重视。国内学术界对这一现象的关注始于21世纪初,城市规划学界在研究国外旧城改造时对此有所涉猎,经济学界在探讨二战后美国城市经济结构变迁时也曾谈及,但多为泛泛之论,广度、深度都有明显不足。与之相比,历史学界则注意到城市化转型这一新现象,追溯了二战后世界各国尤其是发达经济体大都市区化的来龙去脉,在此基础上,从城市社会问题、郊区化、区域治理和空间结构变迁等角度开展研究。然而,在城市化转型的前提下对中心城市进行研究却相对较少,为数不多的探讨多集中于对中心城市困境与危机的描述。⑩

  在城市化转型已基本成为世界趋势的当下,各国中心城市或多或少经历了转型与变迁,其功能与地位均有较大变化。以中心城市为切入点,在学理上可以弥补现有研究的不足,深化对城市化理论的理解;在实践中可以指导我国城市的规划、布局与协同,推进新型城镇化建设。这正是本文的起点。

  二、从工业化到去工业化:城市经济结构转型

  尽管城市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古代近东文明,但城市化的历史却并不悠久,直到工业化时代,城市化才成为工业国家的普遍现象。

  作为世界上第一个城市化国家,工业化与城市化的相互推动在英国表现最为明显。据统计,1801年,英格兰和威尔士的城市人口只占总人口的20%;到1851年时,这一比例上升至54%,1901年时更高达80%,(11)新兴工业城镇的增长尤其迅速。在北美,19世纪同样见证了工业化与城市化的密切关系。美国工业革命从东北部开始,正是这里成为美国第一个经济核心区和城市化地域。内战前后,美国城市化向西推进,尤其是19世纪中后期中西部的崛起,突出体现了工业化对城市化的促进作用。中西部90%以上的工业企业集中在城市,工业化水平直接决定了城市化水平。1900年人口普查所确定的185个工业联合体中,18个总部在芝加哥、16个在匹兹堡、6个在克利夫兰。(12)即便是此时并不发达的加拿大,城市也在工业推动下扩大规模。不过,加拿大城市人口的增长速度直到1871年才超过农村人口增速,当年城市人口总数接近370万。尽管加拿大城市发展速度落后于美国,但两国在小城市数量和大城市人口占总人口之比等方面存在相似之处。(13)在此期间,生产的区域性分工最终形成,由此形成了不同的城市体系。制造业向具备相应资源禀赋的城市集中,制造业带在欧美工业国家形成。在英国,工业革命发端的西北部地区成为最主要的制造业地区,与以伦敦为中心的东南部金融核心区构成了英国经济的两大增长极。(14)五大湖地区是北美制造业心脏地带,美国和加拿大的制造业大多集中于此。在加拿大,奥沙瓦、汉密尔顿等制造业城市分布在五大湖畔;在美国,五大湖沿岸各州即中西部地区在19世纪中后期崛起成为制造业核心区,钢铁、汽车、矿产等行业成为其经济支柱,这里既有芝加哥这样的综合性工业大都会,也不乏底特律、克利夫兰和布法罗等高度专业化的中小城市,形成了完善的经济体系和城市体系。

  20世纪中期以后,发达经济体先后进入去工业化阶段。所谓去工业化,一般是指某国或地区制造业在经济中比重下降、制造业就业人数减少的过程。(15)这一过程最先在20世纪中期的美国开始,个别地区和城市甚至在二战之前就已面临制造业减少的挑战;70-80年代后,西欧和日本进入去工业化阶段;即使是二战后新兴经济体和部分发展中国家和地区,近十几年来去工业化也初露端倪,引起广泛争议。(16)1970-1990年间,除希腊和土耳其外,经合组织其他国家的制造业就业比例和制造业增加值在国内生产总值增加值中的比例均大幅下降,其中英国最为明显,制造业就业比例从1970年的34.7%下降到20.7%。(17)相比之下,西欧国家制造业就业在去工业化之前略高于30%,1994年只有20%;作为二战后新兴发达经济体的日本,其制造业就业也从1973年的27.4%下降到1994年的23%。(18)60年代起,以中国香港、中国台湾、新加坡、韩国为代表的亚洲国家和地区通过出口导向型政策接纳发达经济体的劳动力密集型和资源密集型企业而迅速发展,跻身发达国家和地区行列,但在80年代后也逐渐步入去工业化阶段,制造业向成本更低的中国和东南亚国家转移。韩国制造业就业在1989年达到顶峰,其占就业总量的比重为28%,但在2001年已下降到20%;同期,无论是制造业增加值在国内生产总值增加值中的比重还是名义产出,均呈持续下降的态势。(19)新加坡的情况与之类似,制造业就业从1980年的30%下降到1996年的23%,外国直接投资也大量流向服务业。(20)

  学术界对于发达经济体去工业化的原因已从经济周期、国际贸易、外来投资等许多方向展开研究,其中全球化无疑是重要因素。全球化时代便捷的信息、基础设施和贸易网络,以及市场、法规、商业文化等软环境的扩张和发展中国家的发展冲动,为去工业化创造了更多条件。劳动力密集型和资源密集型企业通过将工厂转移到发展中国家,在降低成本的同时利用后者的优惠条件增强竞争力,其与发展中国家贸易额的增加也加速了去工业化,据统计,这导致发达经济体制造业就业下降4%。(21)甚至有学者发现,正是来自中国的制造业进口激增加剧了英国部分制造业带的去工业化,这也是这些地区支持脱欧的重要原因。(22)

  去工业化对城市的影响既明显又深远。北美大湖区制造业在二战后已明显进入下行轨道,20世纪70-80年代又在西欧、日本等地的竞争和能源危机冲击下进一步加剧,去工业化已不可避免。加拿大制造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从1950年到1985年下降约50%,(23)汉密尔顿制造业在二战后走向萧条,1961-1971年的十年中,制造业就业减少了5%,到1981年,服务业已成为该市的支柱产业。(24)在大湖区的另一侧,“钢铁城”匹兹堡的制造业就业在1953年达到峰值后几乎一路下滑,1957-1960年间,就业人数减少十分之一,1981-1988年间更是急剧减少48.1%,远高于同期全美制造业就业的平均下降水平。(25)撤资现象同样十分明显。从70年代末开始,银行和金融机构即不再向匹兹堡制造业提供资金,导致有多家企业因资不抵债而破产。(26)去工业化在其他许多国家和地区同样存在,不仅造成经济萧条、失业率升高和贫困人口增加,同时制造业的搬离使原有工业区失去管理,一方面工业污染得不到有效控制,环境风险大大增加;另一方面,贫困人口的增加加大了城市公共服务压力和经济不稳定性,贫民窟的扩大乃至新贫民窟的形成也破坏了城市形象。70年代石油危机后,西方国家普遍面临经济下行的压力,正如哈佛大学经济学教授罗伯特·里克所言,“目前的问题是,美国经济的结构性调整使全部经济政策无所适从”。(27)去工业化在更广更深的层面上显现出来。

  三、从城市化到大都市区化:城市空间结构转型

  工业化与城市化相互推进是工业时代发达经济体城市化的传统模式,随着去工业化的进展,城市化迎来新模式,即大都市区化。

  人口和经济活动高度集聚在中心城市范围内,城市通过扩大地域规模实现经济和人口规模的增长,这是城市化的基本特征。中心城市在经历长期发展后,设施落后、建筑老旧,高昂的土地价格导致城市无法及时更新其基础设施、完善其公共服务。环境污染、交通拥堵、地价上涨、社会问题丛生等高度集聚导致的矛盾在城市中极为明显。在英国,曼彻斯特、格拉斯哥等工业大都市在19世纪高速增长的同时也面临严峻问题,人口膨胀、居住条件恶化、污水不经处理直接流入河湖。伦敦更是成为社会丑恶的代名词,市容败坏、贫困丛生、道德堕落、暴力犯罪成为这座大都市留给世人的第一印象。美国同样如此,贫民窟等城市社会问题在19世纪末成为社会各界抨击的对象,甚至一百年来从不干涉城市事务的联邦政府也开始对此进行干预,寻求解决之道。(28)垃圾处理是欧美城市普遍面临的难题,城市中的钢筋水泥使得居民对冷漠、快节奏的城市生活心生怨念,希望逃离城市。上述种种因素使人口和经济活动向中心城市高度集中的负面效果已大于积极意义,对于制造业尤其如此。随着技术水平和管理水平的提升,制造业空间组织方式从传统的纵向扩展转变为横向扩展,占地面积广大而低矮的厂房成为制造业主要的生产组织方式;同时,经济全球化和信息流通速度加快使得制造业对交通和市场更为敏感;显然地价高昂、交通拥堵的中心城市无法满足制造业的需求。

  二战前后,首先在美国,随后在其他发达经济体,城市化速度放缓,但人口集中的趋势并未发生改变,涵括中心城市与郊区的大都市区取代城市成为城市化的主要形式,(29)城市化进入大都市区化的新阶段。在这一阶段,大都市区的空间结构和功能构成均发生明显变化。

  1.城市空间结构从单中心向多中心过渡。中心城市的集聚和辐射效应虽仍然存在,但其在区域经济中的地位已有所下降;城市空间扩展不仅仅是扩大市辖区范围,而是城市和周边地区联动发展,形成分散化、多中心的大都市区,城乡一体化成为新的空间载体。

  在传统城市化时期,城市往往通过兼并周边地区实现扩张,随着郊区实力的增长,对中心城市扩张的抵制也越发明显,双方只能以互动的方式谋求发展。中心城市与郊区逐渐在地域上融为一体,大都市区内形成多个次中心,密集的高速公路网络和公共交通将中心城市与郊区连接起来,既没有孤立的城市,也没有无城市的乡村地带。洛杉矶大都市区可谓典型。坐落于美国西海岸的洛杉矶市起步于19世纪后半期,南加州的土地投机、农业和矿业开发以及与亚洲的贸易推动了城市发展。二战后,中产阶级和富裕人群开始向郊区大量迁移,经济活动随之流出城市;两相比较,洛杉矶市经济萧条、少数族裔人口比例高,而郊区财力雄厚、白人同质化程度高,因此郊区越发抵制洛杉矶市的兼并要求,洛杉矶大都市区逐渐形成了许多独立于洛杉矶市的次中心。美国学者根据1980年美国人口普查局的数据,在洛杉矶大都市区内确认了洛杉矶市以及31个次中心,地域面积占整个大都市区的3%,人口占9%。通过分析发现,上述32个(次)中心在地域上集中在洛杉矶市为中心的线性地带上,在产业上可以分成专业制造业(高技术产品)、混合产业(工业和服务业)、混合服务业(购物和贸易)、娱乐业(电影)和专业服务业(生产者服务业)。(30)由此可见,洛杉矶大都市区已成为由多个次中心构成的分散型、多元化经济空间。

  2.区域经济以大都市区为单位进行调整和重组。中心城市在空间结构和功能等方面发生转型,不再是工业中心和商业中心,而是扮演着大都市区服务中心、信息中心和管理中心的新角色;而郊区空间广阔、税收较低、交通便捷,尤其适合二战后制造业组织方式对横向空间的需求,因此成为制造业拓展的新空间。

  传统城市化时期,郊区虽然已有所发展,但郊区大多功能单一,以居住型的“睡城”为主,依附于中心城市;随着大都市区化的进展,大量人口离开中心城市迁往郊区,经济活动随之流动,部分郊区功能逐渐多样化,构成了功能相对完整、独立性强的次中心。美国学者乔尔·加里尤提出了“边缘城市”的概念,即那些拥有至少500万平方英尺办公空间、60万平方英尺零售空间、就业数量多于居民数量、被当地人认同为单一区域并且至少30年前还不是郊区的城市化地域,这些边缘城市也像中心城市一样拥有中心商务区甚至功能分区。加里尤眼中的美国边缘城市超过200个,在地域分布上横跨整个美国。(31)

  在20世纪60年代的英国,为了缓解伦敦的人口压力,城市规划师们一方面推动开发周边小城镇,同时着手在其东南部建造新的城镇,其中以米尔敦·凯恩斯最具代表性。该城原为距离伦敦70英里的小村庄,如今已成为伦敦、伯明翰和莱斯特之间的交通枢纽,在与这些大城市保持密切的商务、人员、信息往来的同时,也成为大伦敦内的重要次中心,不但许多跨国公司的地区总部落户于此,而且形成了较好的汽车工业基础。(32)相比之下,北美尤其是美国的城市发展受到市场机制更为强烈的影响,政府较少干预,但同样呈现此一趋势。典型制造业城市匹兹堡的经历具有一定代表性。去工业化导致该城市人口下降,1950-1990年间,该市人口流失45.3%,但以匹兹堡为中心城市的匹兹堡大都市区则与之相反,人口呈上升趋势,同期人口增长8.2%。(33)与此同时,中心城市在大都市区中的功能和定位也在发生变化。匹兹堡曾长期是该大都市区的中心,在宾夕法尼亚州西部的制造业城市带中居于主导地位,来自匹兹堡的投资控制着该大都市区其他地区的主导性产业部门。(34)但从60年代开始,大都市区内的许多郊区甚至抛开匹兹堡,转而与克利夫兰、扬斯敦等更远的城市合作。(35)当80年代中期的匹兹堡仍挣扎在制造业空心化的泥潭中时,郊区制造业开始崛起,大都市区内的阿姆斯特朗县建起了占地925英亩的多功能产业园,宣称“为二十四五岁的年轻人备好了就业岗位”。(36)

  大都市区化与次中心的出现在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同样存在,正如城市规划大师彼得·霍尔所言,曾经属于英国、美国和澳大利亚独有现象的多中心大都市区,如今已成为世界性现象。(37)大都市区化一方面使中心城市与郊区联动发展,在地域空间上形成城乡一体化的发展趋势;另一方面,中心城市与郊区发生功能转型和置换,中心城市不再是制造业中心,而是在与郊区的互动中寻求新的定位。

  四、中心城市的危机与复兴

  如前文所述,城市经济结构和空间结构的双重转型是一个郊区化快速发展、郊区与中心城市关系调整的阶段。在这一过程中,中心城市失去其原有的核心地位和支配地位,从制造业中心转型为信息和管理中心;郊区则从依附于中心城市发展成为相对独立的地域实体,逐渐从功能单一的“睡城”转型为多功能的混合型郊区。

  在这一过程中,中心城市与郊区的关系并非线性的“敌进我退”,而是从此消彼长到协同发展的螺旋形进程。从二战结束到20世纪80年代,大规模郊区化在发达经济体展开,中产阶级和富裕人口离开城市、前往郊区,带动商业和就业流向郊区,这一阶段,中心城市作为“失血”方,郊区的发展正是建立在其损失之上;80年代以来,发达经济体的中心城市逐步走向复兴,与郊区呈现齐头并进的趋势,甚至如腊斯克所言,只有那些郊区快速发展的大都市区即“弹性城市”,中心城市才呈现强劲复苏势头。(38)

  在第一阶段,人口和经济活动的离心性流动导致富有人口和产业重心转向郊区,中心城市在经济、社会等多方面陷入困境,城市危机深刻而严峻。在发达经济体中,美国的表现尤为明显。19世纪后期,在公共交通尤其是有轨电车的带动下,美国郊区化进入快车道;20世纪20年代以后,随着汽车的普及和公路设施的完善,郊区化更成为美国不可逆转的人口趋势;二战以后,联邦政策的引导、城市经济的萧条、社会矛盾的加剧以及对田园生活的追求,使更多的美国人尤其是白人中产阶级到郊区安家,中心城市则被远远抛在了后面。

  首先,在去工业化影响下,中心城市制造业衰退,郊区成为制造业新的增长点。尽管郊区制造业早在19世纪后期就已出现,但中心城市便利的交通条件、密集的人口、多样化的信息传播途径使其在20世纪中期之前一直是制造业的首选地点。(39)值得注意的是,发达经济体的去工业化并非将制造业完全推向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相反,相当一部分制造业留在了国内,只不过从中心城市迁往郊区。美国学者研究了1977-1992年间美国四大区域内中心城市与郊区经济结构的变迁,发现中心城市的新企业增加速度低于郊区增速,也低于全美平均增速;不同区域的中心城市表现有所不同,南部和西部中心城市在70年代末即已走向繁荣,但中西部即曾经的制造业核心地带的中心城市却长期增长乏力;相比之下,郊区则始终保持强劲的发展势头,不仅南部和西部的郊区如此,中西部郊区表现更为抢眼。(40)类似趋势在其他发达经济体也不难发现。在英国,去工业化使伯明翰、兰开夏等传统制造业城市饱受冲击,但郊区城镇却迎来了制造业发展的机遇。例如坎布里亚郡的滨海小城巴罗因弗内斯,只有三分之一的男性劳动力在制造业部门就业;北安普敦郡的科比从事制造业的人口已不足25%。(41)由此可见,中心城市已丧失制造业优势,郊区成为制造业的新空间。

  其次,制造业和人口流失导致中心城市收入锐减,公共服务水平下降。制造业和人口外迁,不仅吸引零售业流向郊区,进一步弱化城市经济基础,而且导致中心城市贫困人口比例上升,加剧了城市的财政负担。在美国,二战后兴起的购物城成为最主要的购物场所,它们大多占地面积广大、位于高速公路交叉口,与中心城市的传统百货商店有很大不同。类似现象也出现在西欧。在英国,郊区的大型购物中心被称作零售园区,如大曼彻斯特的特拉福德中心,占地面积20.7万平方米,拥有1.25万个停车位,市场价值超过19亿英镑。贫困人口比例的增加对中心城市的影响则更为深远。占据重要地位的制造业的外迁,导致中心城市失业率快速上升。1990年,中心城市居民的平均收入远低于郊区,但失业率却高于后者70%以上。(42)一方面,失业人口的增加加大了地方政府的公共开支;另一方面,地方政府出于政治考虑和选举需要,往往采取应急措施以求短期内缓解失业压力,这进一步加大了失业对城市的影响,从长远看并不利于失业问题的解决。同时,人口和经济活动外迁也使得中心城市的财政收入相应减少。为了提供更好的公共服务吸引郊区人口回流,城市通过提高税率增加收入,这反而进一步加剧了人口外迁,反过来加深了中心城市的困境。二战后,不乏有城市因财政困境而宣布破产,如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的斯托克顿市和日本的夕张市;曾经风光无限的汽车城底特律也因负债超过180亿美元,在2013年正式宣布破产。

  最后,就业下降、贫困人口比重升高和财政危机导致中心城市社会问题丛生,族群冲突更是发达经济体面临的严峻挑战。据统计,1940-1970年间,大约500万非洲裔美国人离开南部,迁往北部大城市。(43)但他们却无法融入白人社区,而是形成了人口拥挤、房屋破败、环境恶劣的隔都区,与白人在教育、居住、福利等许多方面差距悬殊。芝加哥大学社会学家威廉·威尔逊用“底层阶级”这一概念来描述以非洲裔美国人为主的中心城市隔都区居民。(44)他们难以摆脱贫困,由于缺乏必要的教育和技术,其后代也难以向上流动,阶级属性趋于固化。许多人由此失去信心和奋斗的动力,暴力犯罪、依赖福利救济、单亲家庭的比例远远高于白人。与此同时,少数族裔与白人的冲突几乎遍布每个大城市,尤其是1967年夏季,更因为种族冲突频发而被称为“漫长的夏天”。

  然而,中心城市在萧条中孕育着新生,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心城市走上复苏道路,与郊区的关系在互动中重新界定,双方由此消彼长转变为共荣共生。

  第一,中心城市在大都市区中仍然保持其核心地位。中心城市的首要功能是集聚,这也是城市的本质特征,尽管在经济结构和空间结构双重转型的影响下其集聚效应一度弱化,但当中心城市的集聚成本低于集聚效益后,人口和经济活动仍会重回中心城市。相对于低密度和分散化的郊区,中心城市的集聚经济更为明显。世界银行在对东亚新兴经济体研究的基础上指出,这种机制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分享。中心城市的集聚效应吸引了类型多样、规模不等的经济活动,企业可以从更大范围内得到供给、满足需求;同样,高密度的经济活动和人口也为企业提供了巨大的市场,分担了成本。二是协调。相对于郊区,中心城市的人口和经济规模使各种经济要素可以更好地进行协调;企业可以更有针对性地生产,提高生产的专业化水平和劳动力的技能水平;城市居民可以享受更为丰富多彩的生活。中心城市的协调机制对于创新创意产业尤其重要,后者在初创起步阶段往往面对小众需求,只有充分细化的市场才能满足。三是学习。中心城市的社会和文化多元性远远高于郊区,经济活动密度更高,人与人的交流尤其是面对面交流也更加频繁,很多创意和新思想正是从这种交流中产生的;企业之间也可以相互效仿,在此基础上推进创新。因此,中心城市尤其是大城市在国际竞争中仍具有优势,在郊区迅速发展的同时也没有完全丧失其核心地位。(45)如腊斯克所言,中心城市的复苏与大都市区的整体发展呈现同步性,正在成为区域增长的发动机。

  第二,中心城市在去工业化过程中尽管遭遇人口、就业和制造业逃离,但同时其经济结构也经历了调整,从制造业中心转型成为信息中心、管理—控制中心和高技术中心。中心城市的集聚效应,以及在分享、协调和学习等方面的优势使其对生产者服务业,特别是被称作FIRE的金融、保险和房地产行业极具吸引力;此外,医疗、教育等也成为中心城市经济结构的重要组成部分。凭借上述优势,中心城市成为企业总部和区域性管理机构落户的首选地。20世纪90年代以来,高技术产业也“发现”了中心城市的优势,尤其是发达经济体在进入21世纪后出现“再工业化”势头,即制造业产值和就业比重的上升。“再工业化”并非简单的制造业回流,而是传统行业与高新技术相结合的先进制造业的发展。在美国,联邦、州和地方政府通力合作,采取多种措施推进制造业复兴,提出了制造业高端化的发展路径。其中,中西部城市表现最为突出,许多城市推动建立了“城市创新区”,旨在整合、创建地方性的经济、空间、社区财富综合体。与19世纪的工业区以及20世纪的技术研发园区不同,城市创新区既关注基础设施、城市规划设计和建筑物等物理环境,也重视社区环境的作用,提供不同收入水平人群均可承受、具有吸引力的住房选择、零售与服务行业,并通过社会文化活动和节日庆典提升城市吸引力。(46)

  第三,经济结构转型推动中心城市社会结构变迁,服务业的发展和“再工业化”吸引中产阶级回流城市,其规模增大,城市人口比例上升,人口郊区化趋势减缓。学术界普遍意识到70年代以来西方社会的结构性变化,或称之为“后工业社会”,或称之为“程序化社会”;虽然名目繁多,但无一否定以脑力劳动为主的白领或曰中产阶级正在成为城市人的主要组成部分。(47)社会结构的变化可以通过职业结构反映出来,荷兰兰斯塔德地区的数据显示,1981-1990年间,经理和专业人员增速最快,前者增加了109%,后者增加51%;相比之下,商业职员增长32%,体力劳动者只增长了2%。(48)显然,在兰斯塔德,服务业的发展远远超过制造业,尤其是高端服务业。在美国,虽然埃里克·怀特曾宣称20世纪60-70年代将迎来无产阶级化,但后来却推翻了自己的观点,承认有“证据表明,20世纪70年代以来的美国各经济部门见证了管理阶层的扩张和‘去无产阶级化’”。(49)

  第四,中心城市在转型过程中塑造了新的文化风格,传统与现实相交融、本土与国际相渗透,孕育了多样的、有活力的生活方式,成为中心城市新的吸引力。中产阶级数量增加、影响力增大,改变了城市的文化风格,塑造了年轻的、有创意的、专业化的文化风格。(50)他们大多接受过良好的高等教育,“在商务、管理和学术界的地位催生了自尊,他们是美国社会的新阶层,没有可以利用的传统,只能建构一种新的生活方式来满足这种尊严和自尊,并消磨空闲时间”。(51)相比于其他阶层,他们更注重城市文化设施,乐于享受高质量的服务和个性鲜明的文化活动,更欣赏体现城市文化特色和传统风貌的历史建筑。同时,全球化的推进加快了人口在世界范围内的流动,与郊区相比,中心城市在吸引国际移民方面更加具有优势。国际移民的大量涌入不仅改变了中心城市的人口结构,同样也带来了独具特色的异域文化,赋予城市文化鲜明的多样化特色,不仅体现在城市居民的交际圈中,也在饮食、服饰、节日庆典等城市生活的方方面面留下印记。当代国际大都市几乎无一不具有新的城市文化。在伦敦,亚裔和非洲裔人口几乎达到总人口的20%,这使得当代伦敦不仅拥有浓厚的英国传统文化,而且成为全球各民族文化的集中地。纽约更加明显,这里有来自世界各地的移民,带来了各自的生活方式。与郊区相比,城市文化由来自不同地区和历史传统的多种文化融合而成,构成五彩斑斓的文化生态。

  值得注意的是,全球化在中心城市转型复兴中同样扮演重要角色。全球化时代进一步强化了中心城市的集聚效应,资源在全球范围内分配,使其更需要统一的中心进行指挥和控制,“新的通讯技术使得经济活动在地理扩散的同时并未丧失其系统整合,同时也强化了企业和市场的中心控制功能和协调的重要性”。(52)中心城市在经济转型即去工业化和空间转型即大都市区化的推动下逐渐走出萧条、走向复苏,并在经济、社会和政治等领域展示新的特征。

  五、中心城市面临的挑战与调适

  然而,中心城市的复苏既非一帆风顺,亦非让不同阶层均等受益。实际上,经济结构和空间结构的双重转型在推动中心城市向后工业过渡和大都市区内功能与地位调整的同时也带来了一系列新问题,有些已引起社会各界关注,许多国家和地方政府纷纷采取措施积极应对。

  经济领域,不均衡发展与收入鸿沟成为中心城市的严峻挑战。在经济结构转型中,服务业和高技术产业尤其受到关注,地方政府纷纷采取措施,在税收减免、土地价格、产业孵化等方面提供优惠,对于传统的制造业则基本无意保留。例如在匹兹堡,市政府在20世纪70年代后期开始着力推动市中心改造和邻里复兴,发展旅游、文化产业和IT行业,并利用本·富兰克林伙伴关系计划在琼斯—洛林钢铁厂原址兴建了匹兹堡技术中心。(53)其结果就是以匹兹堡大学医疗中心为代表的医疗产业崛起,如今其市场价值已逾百亿美元。此外,教育、环保技术、通信产品等行业也位居地区经济前列。相比之下,制造业已不再是匹兹堡的宠儿,以美国钢铁公司为代表的工业巨头纷纷转型,或投资其他产业,或关闭本地工厂。发展的不均衡性导致城市内部巨大的收入差距,低端服务业的从业者们收入微薄,处于城市社会的底层;制造业从业人员“加入工会者在减少,取而代之的是低工资的血汗工厂和手工作坊”,(54)曾经在工会支持下的高收入一去不返,他们囿于自身教育水平与工作经验只能在低端服务业中寻找工作机会,且面临激烈竞争,(55)收入较此前明显下降。统计数据也证实了上述结论。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在对1979-2007年间的收入分配进行比较分析后发现,美国收入差距在近30年间不断拉大,工资性收入在总收入中所占比重呈下降态势,富裕阶层的财富增值主要来自资本性收益。(56)对于以工资为主要收入的低端服务业从业者来说,这意味着其收入很难获得财富增加的机会。收入差距并非美国的独特现象,以高福利著称的西欧同样如此。1979-1986年间,荷兰制造业岗位减少10万个,而同期服务业就业岗位则增加了50万个。高收入岗位虽然增加迅速,但主要集中在生产者服务业,尤其是其中与知识密切相关的部门,而低端服务业从业者则收入微薄。因此,兰斯塔德地区的“劳动力市场呈现双重性,中端正在遭受挤压,低端已然被边缘化”。(57)

  社会领域,收入差距导致阶层分化并投射在空间中,形成了巨大的空间不平等。最为明显的就是居住隔离。大量实证研究证明,当代中心城市在促进经济、社会和文化多样性的同时,也制造了新的不平等,并在城市景观上留下深刻的烙印,正如彼得·马库塞所指,城市的种种区域都是以阶级、族裔、种族和生活方式来划分的,经济、文化和权力关系左右了城市分区。(58)洛杉矶市的发展变迁足以证实马库塞的观点。在地理条件和开发模式的影响下,洛杉矶大都市区很早就走向分散化发展模式,作为中心城市的洛杉矶市发育不足,反而是周边的圣莫尼卡、长滩等郊区次中心实力雄厚。但20世纪50年代以后,大都市区的经济结构从以航空工业为主的制造业向金融、贸易和高技术产业过渡,以影视制作为主导的娱乐产业和FIRE成为洛杉矶市的经济支柱。(59)洛杉矶阶层分化日趋严峻,彻底改变了城市的空间组织形态。在麦克·戴维斯笔下,“洛杉矶西区住宅区那些精心修剪的草坪上竖立着小小的警告牌,上面写着‘擅入者将遭枪击’……那些更富有的人们也用一道道高墙大门把自己与外界隔离开来,还要雇来荷枪实弹的保安、装上技术先进的电子监控设备来保护自己。在洛杉矶市中心,政府资助的城市再开发制造了这个国家最大规模的集体堡垒,凭借巨大的建筑缓冲区与贫困社区相隔离”。(60)发展中国家大城市同样如此。拉美大城市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出现了两种倾向:一是城市中的上层阶级搬进了自我隔离的“门禁社区”,小区内的各种设施一应俱全,从而使他们能够与城市的其他部分隔离,并减少与其他社会集团的交集。二是经济上的弱势群体集中居住在城市中心环境恶化的地方或近郊地区。

  政治领域,中心城市则深陷地方政府零碎化与大都市区协同治理的困境。传统城市化时期,城市通过兼并周边地区实现扩张;郊区功能单一,在经济和政治上均依附于中心城市。然而随着大都市区化的推进,郊区人口增多、功能增强,从依附于中心城市的卫星城转型为混合型次中心,其独立性不断强化。与此同时,中心城市人口和经济活动流失、社会问题丛生,只得通过加税的方式增加收入、满足福利开支,加大了郊区的离心倾向,因此大量中小城镇兴起于郊区或边缘地带,拒绝被中心城市兼并,形成了名目繁多、功能各异的地方政府。相应地,中心城市政治地位下降,不易统筹协调,成为大都市区政治议程中一个难以解决的问题。由于其悠久的地方自治传统、联邦制的政治结构以及相对较低的城市建制要求,美国地方政府的零碎化更为严峻,大都市区治理问题远比欧洲复杂且难以解决。欧洲的碎片化程度尽管较美国更低,但大都市区内存在数量庞大的地方政府仍是一个不容忽视的事实。法国里昂大区包括57个自治市;德国虽然没有世界性大城市,但其大都市区却十分发达,仅仅一个大斯图加特地区的自治市就多达179个;即便是在经济略逊一筹的南欧,西班牙巴塞罗那大都市区也涵盖36个自治市。在法兰克福大都市区,区域规划、垃圾处理和市政公园等事务甚至由多个政府部门负责,政出多门、推诿扯皮的现象并不鲜见。(61)更为复杂的是,欧洲各国有不同的政治体制,城市主要官员的选举方式、权限和任期各不相同,使得大都市区之间的协调更为困难。

  不难发现,上述经济、社会和政治领域的诸多挑战并非全新现象,收入不平等、阶层分化、居住隔离和区域协同治理等问题早已存在;然而,其生成机制却并非同出一辙。如果说二战后陷入萧条的中心城市所面临的类似困境其根源在于贫困,那么,当代中心城市的挑战则来源于转型与复苏,或者说来自于财富。去工业化和大都市区化引起资源在大都市区内重新分配,由此带来中心城市的危机与复苏。实际上,无论发达经济体还是发展中国家,都已或多或少地意识到上述问题的危害,并逐步采取应对措施。

  其一,中心城市的复兴与调适措施从以物质环境改造为主到物质、空间与人的综合性全面再开发。中心城市的困境早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就已显现并引起相关国家的注意,二战后,欧美各国普遍开展了以大规模重建内城为主的再开发。在美国,遍及各大城市的城市更新运动旨在清理内城贫民窟并在原址进行商业和住房开发;在欧洲,由于战争造成了巨大破坏,各国更倾向于重建和更新城市基础设施。但随着街头文化和社区生活更加为人所重视,物质环境的改造已不能满足居民需求,历史风貌街区维护、公平住房等空间改造渐渐成为主流。综合性全面再开发在住房领域最为明显。在香港,服务业的迅速发展改变了市中心尤其是新界地区的社会结构,不同阶层间的居住隔离日渐明显。香港政府从20世纪80年代起推行居住融合,并且与中国大陆在城市规划方面开展合作。21世纪以来,香港与珠三角大都市区一体化程度不断强化,区域规划的条件更加成熟。(62)在隔离更为明显的欧美城市,政府与企业合作的限利开发、公共住房和合作式住房都是打破居住隔离的尝试,政府提供房租补贴、控制社区族裔比例和混合居住等方式也是很多城市的尝试。(63)

  其二,中心城市的复兴与调适渠道从以政府主导到政府与企业、社会团体等非政府组织合作,后者在从规划到实施的再开发全过程中的参与程度不断提高。在美国,城市更新运动以地方政府为主导,由联邦政府资助;欧洲内城改造虽然更重视城市规划,但政府同样主导这一进程。然而20世纪70年代以来,参与式规划和群议式规划等新理念的兴起改变了以政府为主的传统路径,社区组织、企业、民权团体等非政府组织也积极参与其中。假日市场就是其中的典型。这种由美国地产商詹姆斯·罗斯首创的商业开发模式首先在50年代波士顿废弃的河滨地带开始,以娱乐表演、休闲购物、街头小剧场等活动为主题,大获成功,很快风靡全美并向其他国家扩散,纽约南街港区、伦敦码头区和悉尼达令港都是成功案例。更为重要的是,以商业开发为主的假日市场一方面主推欧式风格建筑,通过私人资本对城市中的历史老街区进行翻新重构,在保持城市风貌的同时改善了城市物质环境;另一方面,假日市场鼓励精品店而非连锁店,受到许多年轻创业者青睐,同时创造了大量低端服务业工作岗位,为城市贫困人口提供了新的工作机会。

  其三,政府收缩职权范围,其角色进一步集中到协调与规划等方面,更多地扮演协调人与引航员的角色。地方政府为促进城市复兴,有意塑造和“营销”与郊区不同的城市文化,正如大卫·哈维所言,“各个城市和各个地方,似乎都下大力气来营造积极正面的、高品质的城市形象……这一形象具有某些特定品质”。(64)节日庆典、举办大事件如世博会、修旧如旧的历史古迹维护等,都是城市用来更新形象的手段,也推动了新型城市文化的形成。例如英国传统制造业城市格拉斯哥在20世纪80年代积极鼓励艺术和文化活动的发展,提升城市环境、开放新博物馆、举办文化节,于1990年被评为“欧洲文化之城”。格拉斯哥的努力不仅改善了陈旧灰暗的老工业城市形象,而且促进了城市文化的发展。(65)政府的协调功能在政治领域更为明显,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欧美各界已逐渐意识到这一问题的必要性,区域主义、公共选择学派、新区域主义等学术思潮相继兴起,为构建协同机制献言献策;各级政府也通过建立大都市区政府、创建政府间协调机制等突破地方政府零碎化的桎梏。市县合并、大都市区政府、政府间议事会等体制机制的创新都已付诸实践,然而直至今日,虽然大都市区经济一体化已达到一定程度,但政治一体化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尽管如此,中心城市应对挑战的措施依然效果有限,收入差异、居住隔离和地方政府零碎化仍然是摆在社会各界面前的一道全球性难题。学术界为解决上述问题的研究成果和方案层出不穷,地方政府也不断尝试政策创新,但其解决乃至缓解依然前路漫漫。

  六、结语

  中心城市在经济结构去工业化和空间结构大都市化的双重转型下实现复兴,同时也带来新的挑战,需要包括政府在内的社会各界共同应对,其经验与规律值得重视。

  首先,中心城市的转型复兴是世界范围内的普遍现象,既有纽约等全球城市,也有曼彻斯特、卡姆登等中等城市,且并非发达经济体独享,发展中国家的部分城市同样有类似经历,其根源在于全球化引发资源在世界范围内重新配置。全球化一方面推动了资源在世界范围内流动,塑造了劳动力新的国际分工;另一方面将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更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经济活动在地理上重新扩散、再度整合,推动了新中心功能的出现或强化,正如萨森所言,“经济活动在地域范围上的扩展——全球化就是其重要表现——推动了新的中心功能的形成”。(66)扮演这一中心功能的正是中心城市。在这一过程中,纽约、伦敦、东京等全球城市正在崛起,积极参与国际经济分工,在全球经济体系中扮演节点角色,与其下的区域性中心城市、专业性城市等构成等级化的全球城市体系,承载并调动资本、人口、信息的全球流动。以往民族国家所扮演的协调国际经济的传统角色受到冲击,区域和城市在国际经济网络中的重要性不断增加。(67)

  其次,中心城市的转型复兴虽然是全球范围内的普遍现象,但并非所有中心城市都走上了复兴之路,转型失败或未曾转型者并不鲜见,这与其在全球网络中的地位与功能息息相关。全球化的本质是资源在世界范围内的重新配置,地理位置、基础设施、政策扶持、商业氛围、公共文化、社会构成乃至历史传统共同影响着资源的流动和走向,决定了中心城市在全球资源争夺战中的成败得失。工业时代的大城市如费城等,在全球化时代的竞争中败下阵来,沦为区域性中心城市;而中国香港、上海、里约热内卢等城市,其当代影响力正超越所在区域,在全球获得越来越多的话语权。

  再次,中心城市的转型复兴是市场机制与政府措施共同作用的结果。全球化创造了新的发展机遇,但城市在竞争中脱颖而出也离不开地方政府的扶持和引导。中心城市从以制造业为主转向以服务业为主,需要政府在其中扮演积极角色,通过政策导向吸引新产业、淘汰落后产能。转型带来的新挑战如非均衡发展、阶层分化、居住隔离等本身就是市场机制的产物,无法完全依靠市场进行调节,离不开政府的积极参与;大都市区协同治理更需要政府间密切合作。值得注意的是,中心城市转型并非发达经济体所独有,而且速度快、用时短,需要作好前瞻性准备。

  最后,中心城市的转型复兴是城市化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产物,是城市空间结构转型即大都市区化的组成部分。传统城市化理论认为,一方面,城市化是人口与经济活动的集聚,是一个单向地、向城市集中的过程;另一方面,城市化呈线性的发展路径,即当集聚成本大于集聚效益后,城市陷入萧条,城市化陷入停滞,忽视城市与郊区的双向互动。实际上,城市化从单个城市相对孤立发展,到发展重心转移到城市之外的郊区,再到区域范围内的互动与协调,本身是一个动态发展的过程;中心城市在这一过程中从优先发展到让位于郊区,再到与大都市区其他地区协同发展,其功能与地位也并非一成不变。因此,无论是理解城市化理论,还是理解城市自身演变的规律,都需要延展时空的纵深:在时间上,需要在长时段内考察城市内在结构的发展变迁;在空间上,则需结合周边地域考察城市外部空间的拓展整合。

  注释:

  ①参见David Brady and Ryan Denniston,“Economic Globalization,Industrialization and Deindustrialization in Affluent Democracies,” Social Forces,vol.85,no.1(Sept.2006),pp.297-329.

  ②参见Barry Bluestone and Bennett Harrison,The Deindustrialization of America:Plant Closings,Community Abandonment,and the Dismantling of Basic Industry,New York:Basic Books,1982,pp.3-21; Jefferson Cowie and Joseph Heathcott,eds.,Beyond the Ruins:The Meaning of Deindustrialization,Ithaca:Cornell University Press,2003; Alan Mallach,ed.,Rebuilding America's Legacy Cities:New Directions for the Industrial Heartland,New York:The American Assembly,2012; Chloe E.Taft,From Steel to Slots:Casino Capitalism in the Postindustrial City,Cambridge,MA:Harvard University Press,2016.

  ③参见Phillip Cooke,The Rise of the Rustbelt:Revitalizing Older Industrial Regions,London:Routledge,1995; Thomas Dublin and Walter Licht,eds.,The Face of Decline:The Pennsylvania Anthracite Region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Ithaca:Cornell University Press,2005; Howard Gillette,Jr.,Camden after the Fall:Decline and Renewal in a Post-Industrial City,Philadelphia: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ress,2006; Richard M.McGahey and Jennifer S.Vey,Retooling for Growth:Building a 21st Century Economy in America's Older Industrial Areas,Washington,D.C.:Brookings Institution Press,2008; Christine J.Walley,Exit Zero:Family and Class in Postindustrial Chicago,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2013.

  ④参见Peter Hall,The World Cities,London:Heinemann,1966; Janet Abu-Lughod,New York,Chicago,Los Angeles:America's Global Cities,Minneapolis: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2000; Jonathan V.Beaverstock,Richard G.Smith and Peter J.Taylor,“World-City Network:A New Metageography?” Annals of the Association of American Geographers,vol.90,no.1(March 2000),pp.123-134; John Friedman,“World City Revisited:A Comment,” Urban Studies,vol.38,no.13(December 2001),pp.2535-2536; Yue-man Yeung,Globalization and Networked Societies:Urban-Regional Change in Pacific Asia,Honolulu: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2001; Peter Taylor,“Measurement of the World City Network,” Urban Studies,vol.39,no.3(December 2002),pp.2367-2376; David Clark,Urban World/Global City,London:Routledge,2003; Peter Taylor and Ben Derudder,eds.,World City Network:A Global Urban Analysis,London:Routledge,2016.

  ⑤参见John Friedmann,“The World City Hypothesis,” Development and Change,vol.17,no.1(January 1986),pp.69-83; John Friedmann,“Where We Stand:A Decade of World City Research,” in Paul L.Knox and Peter J.Taylor,eds.,World Cities in a World System,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5.

  ⑥参见Saskia Sassen,The Global City:New York,London,Tokyo,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2001.萨森之后,“全球城市”成为城市研究领域的新热点,许多学者从不同角度展开研究,一方面将更多的城市纳入全球城市之列,构建等级体系;另一方面通过个案研究细化对不同城市功能的分析。但这些研究并未超越萨森的框架,几乎完全集中在城市的金融业和生产者服务业。代表作有Mark Abrahamson,Global Cities,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4; Jerome I.Hodos,Second Cities:Globalization and Local Politics in Manchester and Philadelphia,Philadelphia:Temple University Press,2013; Greg Clark,Global City:A Short History,Washington,D.C.:Brookings Institution Press,2016; Tony Norfield,The City:London and the Global Power of Finance,London:Verso,2017.

  ⑦参见Tony Champion and Graeme Hugo,eds.,New Forms of Urbanization:Beyond the Urban-Rural Dichotomy,Aldershot:Ashgate,2004; Alison Isenberg,Downtown America:A History of the Place and People Who Made It,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2005.

  ⑧参见Peter Hall and Kathy Pain,eds.,The Polycentric Metropolis:Learning from Mega-City Regions in Europe,London:Earthscan,2006.

  ⑨参见Edward W.Soja,Postmetropolis:Critical Studies of Cities and Regions,Malden,MA:Blackwell Publisher,2000,pp.351-406.

  ⑩参见梁茂信:《当代美国大都市区中心城市的困境》,《历史研究》2001年第6期;王旭、梁茂信:《当代美国大都市区城郊发展失衡现象及其影响》,《世界历史》2005年第1期;谢菲:《20世纪60年代以来洛杉矶大都市区经济和社会结构的变化》,《扬州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2期;刘敏:《浅析1970年以来美国中心城市的发展》,《安徽史学》2006年第4期;欧阳萍:《论通勤生活方式与伦敦的郊区化》,《东北师大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3期。

  (11)参见Virginia Schomp,Life in Victorian England:The City,New York:Marshall Cavendish,2011,p.10.

  (12)参见王旭:《美国城市发展模式:从城市化到大都市区化》,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63-64页。

  (13)参见Leo F.Schnore and Gene B.Petersen,“Urban and Metropolitan Development in the United States and Canada,” The Annals of American Academy of Political and Social Science,vol.136(March 1958),pp.60-68.

  (14)参见刘景华:《工业革命时期英国的地区分工与城市发展》,侯建新主编:《经济—社会史评论》第7辑,北京:三联书店,2013年,第118-133页。

  (15)在此需要指出的是,本文在探讨去工业化时着重关注的是“制造业”而非“工业”,这是因为:一方面,学术界关于去工业化的研究集中在制造业;另一方面,“工业”除了“制造业”外一般还包括采矿业和建筑业,但两者在发达经济体经济中所占份额相对较小且就业波动历来相对较大。

  (16)参见Sukti Dasgupta and Ajit Singh,“Manufacturing,Services and Premature Deindustrialization in Developing Countries:A Kaldorian Analysis,” UNU-WIDER Working Paper,no.2006/49.https://www.wider.unu.edu/sites/default/files/rp2006-49.pdf,2017年5月3日;Dani Rodrik,“Premature Deindustrialization,” IAS School of Social Science Working Papers,no.107,January 2015,https://www.sss.ias.edu/files/papers/econpaper107.pdf,2017年6月17日。近来,关于中国是否去工业化也成为媒体和学界热议的话题。

  (17)参见Steven S.Saeger,“Globalization and Deindustrialization:Myth and Reality in the OECD,” Weltwirtschaftliches Archiv,vol.133,no.4,1997,p.581.

  (18)参见Robert Rowthron and Ramana Ramaswamy,“Deindustrialization:Causes and Implications,” IMF Working Paper,no.WP/97/42,April 1997,p.7,https://www.imf.org/external/pubs/ft/wp/wp9742.pdf,2017年5月11日。

  (19)参见Hyunjoon Lim,“Is Korea Being Deindustrialized?” Bank of Korea Economic Papers,vol.7,no.1,2004,pp.117-119.

  (20)参见Monetary Authority of Singapore,“Singapore's Services Sector in Perspective:Trends and Outlook,” MAS Occasional Paper,no.5,May 1998,p.3,http://www.mas.gov.sg/~/media/MAS/Monetary%20Policy%20and%20Economics/Education%20and%20Research/Research/Economic%20Staff%20Papers/1998/MASOP005_ed.pdf,2017年7月17日。

  (21)参见Adrian Wood,North-South Trade,Employment and Inequality:Changing Fortunes in a Skill-Driven World,Oxford:Clarendon Press,1994,p.13.

  (22)参见Italo Colantone and Piero Stanig,“Global Competition and Brexit,” BAFFI CAREFIN Centre Research Paper,no.2016-44,2016,https://papers.ssrn.com/sol3/Delivery.cfm/SSRN_ID2870313_code962400.pdf?abstractid=2870313&mirid=1,2017年9月29日。

  (23)参见John R.Baldwin and Ryan Macdonald,“The Canadian Manufacturing Sector:Adapting to Challenges,” Economic Analysis Research Paper Series,11F0027M no.057,2009,pp.17-18,http://www.statcan.gc.ca/pub/11f0027m/11f0027m2009057-eng.pdf,2017年5月11日。

  (24)参见Tracy Neumann,Remaking the Rust Belt:The Postindustrial Transformation of North America,Philadelphia: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ress,2016,p.98.

  (25)参见Douglas Koritz,“Restructuring or Destructuring? Deindustrialization in Two Industrial Heartland Cities,” Urban Affairs Quarterly,vol.26,no.4(June 1991),p.502.

  (26)参见Don Goldstein,“Uncertainty,Competition,and Speculative Finance in the Eighties,” Journal of Economic Issues,vol.29,no.3,1995,pp.719-746.

  (27)Karen W.Arenson,“On the Frontier of a New Economics,” New York Times,October 31,1981.

  (28)参见Raymond A.Mohl,“Shifting Patterns of American Urban Policy since 1900,” in Arnold R.Hirsch and Raymond A.Mohl,eds.,Urban Policy in Twentieth-Century America,New Brunswick,N.J.:Rutgers University Press,1993,pp.1-4.

  (29)这一新的城市化地域实体在不同国家有不同名称,如美国称为“大都市区”,加拿大称为“统计都市区”(Census Metropolitan Area),英国称为“大都市郡”(Metropolitan County),德国称为“城市区域”(City-Region),此外也有如“组合城市”(Conurbation)、“城市群”(Urban Agglomeration)等概念。为行文方便起见,本文统一使用“大都市区”,对于这一过程则统一称作“大都市区化”。

  (30)参见Genevieve Giuliano and Kenneth A.Small,“Subcenters in the Los Angeles Region,” Regional Science and Urban Economics,vol.21,no.2(July 1991),pp.163-182.

  (31)参见Joel Garreau,Edge City:Life on the New Frontier,New York:Anchor Books,1991,pp.6-7,425-439.

  (32)参见Office for National Statistics,“Census 2011,” 2011,http://www.ons.gov.uk/ons/rel/census/2011-census/population-and-household-estimates-for-england-and-wales/rftp04.xls,2017年8月17日;BBC News,“Milton Keynes at 50:Success Town Has ‘Nothing to Be Ashamed of’,” 2017,http://www.bbc.com/news/uk-england-bedsbucks-herts-38461928,2017年8月17日。

  (33)参见王旭:《美国传统工业大州“去工业化”(1950-1990)——以宾夕法尼亚州为中心的考察》,《世界历史》2016年第5期。

  (34)参见Edward Muller,“Industrial Suburbs and the Growth of Metropolitan Pittsburgh,1870-1920,” Journal of Historical Geography,vol.27,no.1,2001,p.68.

  (35)参见Allen Dieterich-Ward,“Mines,Mills and Malls:Regional Development in the Steel Valley,” Ph.D Dissertation,University of Michigan,2006.

  (36)参见Andrew Needham and Allen Dieterich-Ward,“Beyond the Metropolis:Metropolitan Growth and Regional Transformation in Postwar America,” Journal of Urban History,vol.35,no.7,2010,p.954.

  (37)参见Peter Hall,“World Cities,Mega-Cities and Global Mega-City-Regions,” 2004,http://www.lboro.ac.uk/gawc/rb/al6.html,2017年5月6日。

  (38)参见David Rusk,Cities without Suburbs,Washington,D.C.:Woodrow Wilson Center Press,2003,pp.57-63.

  (39)参见Robert Lewis,“Industry and the Suburbs,” in Robert Lewis,ed.,Manufacturing Suburbs:Building Work and Home on the Metropolitan Fringe,Philadelphia:Temple University Press,2004,pp.1-15.

  (40)参见Annette Steinacker,“Economic Restructuring of Cities,Suburbs,and Nonmetropolitan Areas,1977-1992,” Urban Affairs Review,vol.34,no.2,1998,pp.212-240.

  (41)参见The Economist,“The Last of the Metal-Bashers,” March 30,2013,https://www.economist.com/news/britain/21574513-odd-corners-country-british-industry-clingslast-metal-bashers,2017年7月12日。

  (42)参见Alan Altshuler et al,eds.,Governance and Opportunity in Metropolitan America,Washington D.C.:National Academy Press,1999,p.4.

  (43)参见Joe William Trotter,Jr.,The Great Migration in Historical Perspective:New Dimensions of Race,Class,and Gender,Bloomington:Indiana University Press,1991,p.32.

  (44)参见William Julius Wilson,The Truly Disadvantaged:The Inner City,the Underclass,and Public Policy,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87,p.8.

  (45)参见Indermit S.Gill and Homi J.Kharas,An East Asian Renaissance:Ideas for Economic Growth,Washington,D.C.:The World Bank,2007,p.232.

  (46)参见Bruce Katz and Julie Wagner,“The Rise of Innovation Districts:A New Geography of Innovation in America,” 2014,https://www.brookings.edu/wpcontent/uploads/2016/07/InnovationDistricts1.pdf,2017年4月22日。

  (47)马克思在《资本主义生产的总过程》中分析了“中产阶级”的晚期模式,认为随着资本所有权和经营权分离而出现的经理阶层的规模会不断扩大,其晚年著作中的“中产阶级”或“中间阶级”指的正是资本主义国家的经理阶层和医生、律师、学者等专业人员。本文采用的正是这一定义。

  (48)参见Chris Hamnett,“Social Polarisation in Global Cities:Theory and Evidence,” Urban Studies,vol.31,no.3,1994,p.409.

  (49)Eric Olin Wright and Bill Martin,“The Transformation of the American Class Structure,1960-1980,”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vol.93,no.1(July 1987),pp.1-29.

  (50)参见Claude S.Fischer,“Toward a Subcultural Theory of Urbanism,”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vol.80,no.6(May 1975),pp.1319-1341.

  (51)Joseph Bensman and Arthur J.Vidich,“Changes in the Life-Styles of American Classes,” in Arthur J.Vidich,ed.,The New Middle Classes:Life-Styles,Status Claims and Political Orientations,London:Macmillian Press,1995,p.250.

  (52)参见Saskia Sassen,Cities in a World Economy,London:Pine Forge Press,2000,p.107.

  (53)参见Andrew T.Simpson,“Health and Renaissance:Academic Medicine and the Remaking of Modern Pittsburgh,” Journal of Urban History,vol.41,no.1(January 2014),p.23.

  (54)Saskia Sassen,The Global City:New York,London,Tokyo,p.9.

  (55)勒梅尔研究发现,去工业化导致美国对非技术工种的需求减少了超过20%,参见Edward E.Leamer,“Trade,Wages and Revolving Door Ideas,” NBER Working Paper,no.4716,April 1994,http://www.nber.org/papers/w4716.pdf,2017年8月11日。

  (56)参见Congressional Budget Office,“Trends in the Distribution of Household Income between 1979 and 2007,” October 2011,https://www.cbo.gov/sites/default/files/112th-congress-2011-2012/reports/10-25-householdincome0.pdf,2017年6月6日。

  (57)J.Van Weesep and R.Van Kempen,“Economic Change,Income Differentiation and Housing:Urban Response in Netherlands,” Urban Studies,vol.29,no.6,1992,p.989.

  (58)参见Peter Marcuse,“Cities in Quarters,” in Gary Bridge and Sophie Watson,eds.,A Companion to the City,London:Wiley-Blackwell,2000,pp.269-281.

  (59)参见Miles Finney,“The Los Angeles Economy:A Short Review,” Cities,vol.15,no.3,1998,pp.149-153.

  (60)Mike Davis,City of Quartz:Excavating the Future in Los Angeles,New York:Verso,2006,p.223.

  (61)参见European Metropolitan Authorities,“Metropolitan Governance in Europe:Challenges and Models,” February 2015,p.7,www.ub.edu/grel/ca/descarregar?seccio=repositori&id=19,2017年8月16日。

  (62)参见Paavo Monkkonen,“Deindustrialization and the Changing Spatial Structure of Hong Kong,China,” Interdisciplina,vol.2,no.2(January-April 2014),pp.315-337.

  (63)参见Gideon Bolt,“Combating Residential Segregation of Ethnic Minorities in European Cities,” Journal of Housing and the Built Environment,vol.24,no.4,2009,pp.397-405.

  (64)David Harvey,The Condition of Postmodernity:An Enquiry into the Origins of Cultural Change,London:Wiley-Blackwell,1991,pp.92-93.

  (65)参见Beatriz Garcia,“Deconstructing the City of Culture:The Long-Term Cultural Legacies of Glasgow 1990,” Urban Studies,vol.42,nos.5-6,2005,pp.841-868.

  (66)Saskia Sassen,Cities in a World Economy,p.139.

  (67)参见Bruce Katz and Jennifer Bradley,The Metropolitan Revolution:How Cities and Metros are Fixing Our Broken Politics and Fragile Economy,Washington,D.C.:Brookings Institution Press,2013,pp.1-13.

作者简介

姓名:陈恒 李文硕 工作单位:上海师范大学人文与传播学院/上海师范大学人文与传播学院

职称:教授/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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