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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享发展”:当代中国发展的目标和归宿
2017年08月17日 09:55 来源:前线网——《前线》 作者:张艳涛 张瑶 字号

内容摘要: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大发展理念,总结了三十多年来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成功经验,吸取了世界上其他国家在发展进程中的经验教训,概括了世界历史力量转移的重要启示,揭示了经济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

关键词:共享发展;中国发展;共享;发展;归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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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大发展理念,总结了三十多年来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成功经验,吸取了世界上其他国家在发展进程中的经验教训,概括了世界历史力量转移的重要启示,揭示了经济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鲜明地回答了“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这个根本问题。习近平总书记治国理政新发展理念中的共享理念,主要任务在于解决社会公平正义问题。深化对共享理念的认识,既是一个外延不断扩大的过程,更是一个内涵不断丰富并精细化的过程。

  共享发展是当代发展伦理的“中国表达”

  立足于新阶段新形势新起点,党中央提出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大发展理念,并将“共享”作为中国社会发展的目标和归宿,要求将我国经济发展的物质文明成果和精神文明成果与全民共享。由此,“发展”与“共享”成为关系人民现实利益和民生福祉的重大现实问题。发展不够,人民生活无法富足;共享不足,人民生活无法和谐。可见,“发展”与“共享”是社会进步的车之两轮、鸟之两翼,缺一不可。它们分别关涉社会现代进程中的理性与价值两大维度,但无论是理性维度还是价值维度都必须辩证统一于发展实践当中。实际上,共享理念本身就蕴含在马克思构建的未来自由人联合体中,蕴含在从“我”迈向“我们”的伦理追求中。“由社会全体成员组成的共同联合体来共同地和有计划地利用生产力;把生产发展到能够满足所有人的需要的规模;结束牺牲一些人的利益来满足另一些人的需要的状况……所有人共同享受大家创造出来的福利,通过城乡的融合,使社会全体成员的才能得到全面发展。” 马克思主张建立在生产力高度发达和物质极大充裕基础上个体的自由和解放,由于那时消灭了剥削和阶级对立,人们摒弃了彼此相互竞争和敌对的关系,限制和支配他人的物质和社会权力被彻底消除,每个人的自由发展依赖于他人的自由发展,自身的自由发展又为他人的自由发展创造了条件,其最终结果是每个人都能在平等和谐的共同体中实现自由而全面的发展。

  从社会发展的主体视角看,社会发展的最终目的就在于为人们创设良好的条件,过一种有意义的幸福生活。因此,共享理念为发展注入了更多的人文关怀,它超越了传统唯GDP“见物不见人”的狭隘发展观,强调人自身的内在目的和价值,将经济增长视为实现幸福生活的外在工具,使经济社会发展最终落脚于人们实实在在的生活和真真切切的感受。“共享意识的历史脉络体现在当代具体的社会发展实践中,则吁求着共享发展理念的出场与实现。这一理念是对发展伦理所要面对的两大古老的哲学问题,即‘什么是好的生活’与‘我们应当如何生活’的深刻关切,是对其所要探讨的两大核心问题,即‘如何取得发展’与‘发展之后获取了什么利益’的当代回答。” 发展的目标在于实现人民幸福体面的生活,共享为这一目标提供了正确的伦理规范和价值导向,缺乏这一规范和导向,经济社会发展将以部分人的牺牲和被剥夺为代价,造成经济增长而民生滞后的局面,结果将导致经济社会发展偏离正确方向。

  共享发展理念体现着对人的尊严的伦理关怀,人的尊严作为发展伦理的逻辑起点和最高价值,也是共享发展理念应有的规范性目标。社会各成员都期盼过上尊严而体面的生活,经济社会的发展要为实现人的尊严生活创造条件。在现实社会中,个体所能实现的有尊严的生活与其所获得的资源休戚相关,例如,充分的收入、教育、医疗、居所都是人实现尊严的必要条件。公共政策必须保障这些资源在各成员间公平分配,任何人无法获得足够的资源都应被视为必须消除的不公正情形,这就要求政府通过不断完善收入分配制度,调整收入分配格局,完善以税收、社会保障、转移支付等为主要手段的再分配调节机制,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使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地惠及全体人民,真正实现“发展依靠人民、发展为了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观。

  当然,公平地获得足够的物质资源仅仅是实现主体尊严的基本前提。人作为社会性的存在,其尊严是在和谐的人际交往和普遍联系中不断实现的。因此,享有共同发展的权利和机会,是获得与自我实现相关的尊严价值的必要手段。“从人的发展层面来看,全部社会成员享有平等的发展权利和发展机会是实现其发展的基本条件。” 就此而论,社会的公平正义归根结底必须保障公民能够平等参与到社会生活中来,社会制度必须为社会成员营造一个“人人参与、人人尽力、人人共享”的社会环境,使公民作为社会关系的参与者充分享有“自我实现发展”和“参与发展决策”的基本能力。基于此,共享理念启示我们,共享不仅仅是物质财富的共享,更是发展权利和发展机会的共享,比较而言,后者更重要。

  共享发展为破解发展难题提供“中国方案”

  发展是世界的主题,也是世界的难题。作为世界的主题,发展是世界各国面临的共同任务,如何在和平的环境下谋发展、在合作的前提下谋发展、在共赢的前提下谋发展,需要各国集思广益。作为世界性的难题,世界各新兴国家都在探索破解发展瓶颈的本土方案,实现共建、共享、共赢,需要各国寻求合作“最大公约数”。

  在中国由大国迈向强国进程中,如何为人类对更美好社会制度的探索提供“中国方案”,是摆在中国共产党面前的现实任务。当代中国如何提高发展的共享性和可持续性?关键是贯彻落实共享发展理念。共享发展不能停留在口头上、止步于思想环节,而要体现在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的各个方面和环节。在新发展理念下的共享发展,强调全民共享、全面共享、共建共享、渐进共享。例如,针对城乡发展的不平衡,要更加注重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提出到2020年要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比较而言,全民共享强调的是共享的主体“一个都不能少”,人民在共享中获得认同感;全面共享强调的是共享内容的整体性和全面性,人民在共享中获得满足感;共建共享强调的是既要做中国发展的“积极参与者”,又要成为中国发展的“真正受益者”,使人民在共享中获得成就感;渐进共享强调的是既要合理满足人民新需要,又要量力而行,注重共享的阶段性特征,使人民在共享中获得安全感,最终在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中获得幸福感。共享发展蕴含着“中国智慧”,是针对发展难题提供的“中国方案”。

  毛泽东同志曾经提出,“中国应当对于人类有较大的贡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及其成就,证明了中国有条件有能力为探索以人为本的新型文明作出贡献。当下中国所倡行的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大发展理念,正是贯彻以人为本的有益探索,本质上是人类探索更美好社会制度的一种“中国方案”,这对于人类开启新型的文明,是值得期待的。毫无疑问,中国在发展过程中要处理好中国与世界的关系,为此我们提出“一带一路”倡议。“一带一路”建设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伟大探索和实践。虽然“一带一路”倡议来自中国,但成效惠及世界;“一带一路”倡议是伟大的构想,“一带一路”建设是伟大的事业。虽然此前很多构想和实践是由世界发达国家率先提出来,但是为什么首先由作为最大发展中国家的中国提出“一带一路”倡议?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中国作为负责任大国的价值追求。

  五大发展理念是针对我国发展中的突出矛盾和问题提出来的,具有鲜明的问题导向和问题意识。具体而言,共享发展注重解决“社会公平正义”问题。在改革开放初期,我国整体上处于普遍贫困阶段,当时需要充分调动和释放全体成员的一切积极因素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从而解决生存难题。到了21世纪的今天,我国已经告别当初物质短缺的阶段,时代的任务已从满足“生存性需要”转入满足“发展性需要”。此时,各种影响发展的不稳定不确定因素不断涌现,社会公平正义的问题也凸显出来,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中国的社会发展明显滞后于经济发展,社会与经济之间出现了明显的不平衡不协调状况。其中的关键症结在于,社会公正问题已经成为一个影响中国社会经济发展全局、影响中国社会各个阶层的大问题”。因此,可以说共享理念的提出不仅仅是党在社会发展客观规律下的顺势而为,也是破解我国现实发展困境问题倒逼的抉择。共享理念蕴含着公平正义的价值导向,它要求通过更有效的制度安排,为人们提供平等参与现代化进程的权利和机会,激励社会各成员能够“各尽其能”;同时建立合理公正的分配制度,保障社会各成员能够“各得其所”;还要建立完善社会保障和福利机制,协调和整合成员间的利益关系,保证社会各成员能够“和谐相处”。

  面对中国发展成就,西方总是说三道四。西方有些人说中国发展是“在共产党领导下走资本主义道路”“中国是在走第三条道路”“中国是在搞国家资本主义”,这是对中国发展的曲解和误解,充分显现了西方有些人对中国的傲慢与偏见。中国坚持公有制的主体地位和国有经济的主导地位为各民族的共建、共享提供了根本的制度保障,这与当代西方国家生产资料私人占有前提下的分配调节具有本质的不同。我国社会主义公有制决定了劳动资料和劳动成果共享的必然性,以及共享主体的全面性和普惠性。说到底,中国的 “共享发展与生产关系的性质、所有制性质,基本经济制度本质上是一致的,表现为一种内生性关系,共享发展所涉及的不仅仅是再分配问题,而是整个生产与分配两个领域,而且生产领域是共享发展推进的起点和基础” 。虽然中国还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没有变,需要借助资本的力量发展经济和实现现代化。但是,我们始终将共建、共享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本质要求和基本原则,其目标是实现共同富裕和公平正义,这超越了西方国家重效率轻公平、先发展后调节的发展模式,克服了资本主义社会贫富两极分化的趋势。

  共享发展是当代中国发展的“价值基因”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中国作为世界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发展是中国第一要务。中国发展不是无价值操守的漫游,而是“有价值原则的实践”。面对不断变化的发展环境、发展任务、发展条件,发展理念也必须与时俱进,用新理念引领新发展。当前,中国的根本问题还是发展问题。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党对整体发展、平衡发展、协调发展和全面发展的认识不断深化,反映了我们党对经济社会发展规律认识的不断深化。社会发展再上新台阶,改善民生更要再上新台阶。立足于以人为本,发展的目的就是改善民生、增进人民福祉,通过国强带动民富。“共享发展理念蕴含了民生改善的普惠性伦理。” 当前,中国的顶层设计既要满足“生存性需求”的民生,也要满足“发展性需求”的民生。尤其是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语境下,改善民生显得格外重要。以前我们把发展看作是硬道理,今后,我们也要把保障和改善民生看作是硬道理。中国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方向,加强以保障和改善民生为重点的社会建设,不断增进人民福祉,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其根本目的是使人民群众在发展中有更多的获得感。具体而言,改善民生,要在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上持续取得新进展,不断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使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地惠及全体人民,在经济社会不断发展的基础上,朝着共同富裕方向稳步前进。

  共享发展理念,不仅是认识问题,也是能力问题。为此,要从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高度来认识共享。共享不能停留于对现存发展成果的共同占有,要将共建与共享辩证统一起来,“共享是共建共享。这是就共享的实现途径而言的。共建才能共享,共建的过程也是共享的过程。”失去共建的共享就是低水平、低层次的均等;失去共享的共建就是特权阶级的独占。为了使每个人都过上一种体面且有尊严的生活,既要“把蛋糕做大”,又要“把蛋糕分好”。人民群众是社会发展的主体,提高主体的共建能力是共享发展成果的前提,努斯鲍姆通过“能力路径”为我们拟出了一份包含十项“核心能力”的可行能力清单:生命、身体健康、身体健全、感觉、想象和思考、情感、实践理性、归属、其他物种、娱乐和对外在环境的控制。这十项核心能力是保障人的最低生活限度、实现人性尊严所必需的前提条件。努斯鲍姆将这十项能力视为公民的基本权利,国家基本的政治结构必须保障公民这十项能力至少维持在最低程度的水平之上,并且不允许公共政策对清单中的能力进行权衡取舍,公民任何其中一项能力的缺失都表明一种基本正义的权益受到侵犯,只有十项能力都保持在一定水平之上,国家才能实现最低限度的社会正义。可见,能力底线的设定保障了人们获得必要的能力以实现一种有尊严的生活,并且这样的底线会随着社会发展不断提高。

  能力底线设置本身就蕴含着共享的意蕴,任何公民的能力低于这一底线就应被视为社会不正义。其实,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主要是补中国发展的短板。如果中国发展起来之后,一部分人富裕,另一部分人贫穷,那么中国发展将失去价值引导,迷失价值方向。由此,国家公共政策的目标在于保障和改善底线之下人的能力缺失。只有人人都跨越这一底线,其所追求的能力平等才是合理且有价值的,任何低于底线的平均都是虚妄的,因为它根本达不到人性尊严的基本要求,习近平总书记的“精准扶贫”和“兜底思维”便蕴含着这样的价值导向,它表明任何处于贫困线以下的个体都是国家社会保障体系的重点扶助对象,国家公共政策的核心目标在于通过教育、医疗等手段精准提升贫困者的能力,在“输血”的过程中恢复其“造血”功能,使他们切实摆脱贫困处境。同时,国家在保障公民享有最低限度的核心能力后,有利于公民发挥主体的能动性,充分利用这些可支配的能力而获得更高的个人成就,只有这样他们才能更加独立、平等地参与社会关系而获得社会认同,实现个体尊严,最后和社会其他成员一同跨入小康社会的门槛。就此而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就是当代中国人实现经济发展共享性和整体实现尊严的一种积极努力。

  在理解和贯彻共享发展理念的时候,我们应将“低水平共享”与“高水平共享”区分开来。在“尚未发展起来阶段”,任何“均等分配”的要求实现的最终结果只能是“低水平共享”。在“发展起来阶段”,我们要倡导“高水平共享”,这样才能体现公平正义,也才能符合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基本价值导向。同时,共享发展还要求我们把“我”与“我们”、大爱与公正、能力与正义结合起来,这样才能真正营造“各尽其能、各得其所而又和谐相处”的良好局面。其实,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都蕴含着共享发展理念。

  总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共享发展的社会价值观是兼容的,这使得社会成员充分考虑到个人的义务和社会责任而自觉超越狭隘的自私自利行为模式,而对他者表示出关切和同情,并努力帮助他们改善生活处境。一方面,个体的“社会正义感”需要一定的物质基础做保障,因为,自私自利往往主要来源于自身的匮乏。实际上,个体只有享有一定的成就感、获得感和富足感,才更愿意将自己创造的成果与他人共享;另一方面,公民的“社会责任感”需要一个稳定和可期待的鼓励与信任机制,这就要求国家逐步建立以“权利公平、机会公平、规则公平”为主要内容的社会公平保障体系和加快完善体现“权利公平、机会公平、规则公平”的法律制度,努力营造出公平的社会环境和氛围,确保人人平等参与、人人自由发展的权利,这样才能逐步实现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最终实现人民共同富裕。

 

  (本文是2016年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全球视野下中国话语体系建构与中国话语权提升研究”的阶段性成果)

  [参考文献]

  [1]习近平谈治国理政[M].北京:外文出版社,2014.

  [2]中共中央宣传部.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读本[M].北京:学习出版社、人民出版社,2016.

  [3]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习近平关于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论述摘编[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5.

  [4]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习近平关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论述摘编[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6.

 

  (作者简介:张艳涛,厦门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张瑶,厦门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硕士研究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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