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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脆弱”的中国回归
2014年07月18日 00:00 来源:解放日报 作者:支维墉 字号

内容摘要:当一位美国风险工程学教授在21世纪以《反脆弱》一书提出与我国古代《道德经》十分相似的世界观时,审思迎面而来:我们每个人在稳定性和波动性之间、在短暂的平静和长远的反脆弱性之间的选择,将把我们带入更加脆弱的未来,还是引领我们一同重返“反脆弱”?

关键词:中国;道德;要闻;新闻网;读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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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反脆弱”的中国回归

  2014年7月18日 16:16-周末·读书 稿件来源:解放日报 作者:支维墉

支维墉

  脆弱的反义词不是坚强,而是“反脆弱”。

  当一位美国风险工程学教授在21世纪以《反脆弱》一书提出与我国古代《道德经》十分相似的世界观时,审思迎面而来:我们每个人在稳定性和波动性之间、在短暂的平静和长远的反脆弱性之间的选择,将把我们带入更加脆弱的未来,还是引领我们一同重返“反脆弱”?

  1

  脆弱的东西害怕风险,强韧的事物对环境不太起作用,而反脆弱的东西则会在风险和波动中受益。

  自 《黑天鹅》作者塔勒布的新作 《反脆弱》译至我国,越来越多的人在谈论它,谈论它提出的那个返璞归真式的世界观。

  塔勒布是一位数学研究员、金融学家、衍生品交易员——他本该是一个复杂系统的拥趸、一个现代性的深深浸淫者,但他却提出了一种与我国古代《道德经》十分相似的世界观。

  在塔勒布看来,万事万物可被分为三类:脆弱的、强韧的、反脆弱的。脆弱的东西害怕风险,强韧的事物对环境不太起作用,而反脆弱的东西则会在风险和波动中受益。反脆弱体系的最好代表是大自然,大自然用其系统中不同物种中的此消彼长,换来了这个系统几十亿年的存在。相较而言,恐龙或猛犸这样的单个物种是脆弱的,但它们的消亡所形成的波动性推动了整个自然生态系统的持续进化和反脆弱。

  然后,我们就可以举一反三了:

  期权的空头是脆弱的,期权的多头是反脆弱的。前者用暂时收获的期权费,承担了波动带来的无限风险;后者付出了期权费用代价,但换回了波动中受益的可能性。

  金融业是脆弱的,貌似复杂无朋,其实一个交易员的误操作就可能引发可怕后果,一个从业机构的漏洞就可能引发雪崩效应;餐饮业是反脆弱的,每天都有一些饭店关门,另一些开张,但你看过餐饮业整体崩溃的情况发生吗?

  在企业管理中,一成不变的精密管理体系是脆弱的,而“快速失败、迭代创新”的硅谷公司是反脆弱的。在日本,企业通过“终身雇佣制”和严密的管理试图平抑各种波动性,最终成为了脆弱的个体。在很多大型跨国企业,既有的体制成为了“沉重的肉身”,转型变得迟滞,最终小公司成功逆袭,这一现象早就被美国哈佛商学院著名教授克里斯滕森总结为“创新者的窘境”,或现在人人都在说的“颠覆式创新”。

  有了报纸为代表的大众媒介后,信息的传递一度是单向度的、灌输式的,因此才有了法国社会心理学家塞奇·莫斯科维奇所称的“群氓的时代”;互联网时代后,信息的传递是发散的、多点的,信息由此变得具有反脆弱性——信息往往被公众舆论解读,反而对信息发布者形成反弹。

  2

  《反脆弱》说“保持简单,拒绝复杂”,《道德经》说“大成若缺、大智若愚”。

  规章是脆弱的,道德是反脆弱的;专业人才是脆弱的,博学家是反脆弱的;基于模型的概率决策是脆弱的,经验决策法是反脆弱的;课堂是脆弱的,现实经验是反脆弱的;官僚是脆弱的,创业家是反脆弱的……

  这些划分,是不是和我们所熟谙的现代观念背道而驰?现代化所追逐的复杂、精密、高效、模型,都变成了所谓的“脆弱推手”,变成了制造金融危机和各种混乱的根源。没错,现代性本身加剧了人类社会的脆弱——股市崩盘、环境恶化、道德危机……为了锻造自身的反脆弱,作者塔勒布给出的解决方案是:保持简单、少即是多、适度混乱、适度无序、倚重经验、警惕权威、杠铃策略、寻找凸性。

  所有这些,和我国古代的《道德经》其实相当吻合。《反脆弱》说“摈弃理论”,《道德经》说“弃智绝学”;《反脆弱》说“少即是多”,《道德经》说“为道日损”;《反脆弱》说“保持简单,拒绝复杂”,《道德经》说“大成若缺、大智若愚”;《反脆弱》说“保持愚蠢”,《道德经》说“抱柔守拙”;《反脆弱》说“警惕权威”,《道德经》说“圣人不死,大盗不止”……

  塔勒布在系统学习过西方金融理论后彻底地质疑它,并转而提出“脆弱-强韧-反脆弱”的世界观,一千多年前的中国先贤与当代西方金融学家不谋而合,这说明人类理性的智慧是完全可以隔空对话的,社会系统的运转也许确有某种亘古不变的“道”之所在。只不过,现在的噪音太盛,回归愈难。

  3

  活的 东西才喜欢波动性。验证你是否活着的最好方式,就是查验你是否喜欢变化。

  老子所在的春秋时代,封邦建国,百家争鸣,成为中华民族历史上的智慧爆炸时期;塔勒布推崇的雅典城邦,与春秋时代差不多在同一时期,知识激增,辩论成风,民主遗韵流传,两者都在 “适度混乱的年代”获得了本民族持续发展数千年的文明源动力。之后,西方虽然经过了中世纪的死气沉沉,但依然凭借其长期沿袭的“世俗国家”和“宗教社会”的二元体系,成功解除了自身的脆弱,在16世纪之后走上了复兴之路。从某种意义上说,国家力量和教会力量的此消彼长,本身就是一种“波动”甚至“混乱”,保留了波动,才保留了反脆弱的可能性。

  近代的中国,是在一个培育了一千多年的脆弱体崩塌之后的痛苦挣扎中度过的。几番努力,今天我们又成为了全世界GDP排名第二的经济体,“系统性风险”日益增加。所谓系统性风险,就是波动长期被抑制所日渐积累起来的脆弱性。

  正如塔勒布在书的结尾处所言:“活的东西才喜欢波动性。验证你是否活着的最好方式,就是查验你是否喜欢变化。请记住,如果不觉得饥饿,山珍海味也会味同嚼蜡;如果没有辛勤付出,得到的结果将毫无意义;同样的,没有经历过伤痛,便不懂得欢乐;没有经历磨难,信念就不会坚固;被剥夺了个人风险,合乎道德的生活自然也没有意义。”

  现在,我们正在面临许许多多的选择:在稳定性和波动性之间的选择,在短暂的平静和长远的反脆弱性之间的选择——地方政府敢不敢砍掉那些能够带来GDP却会破坏环境的项目?企业愿不愿心无旁骛地投入实业而非各种民间金融和影子银行?年轻人能不能放弃稳定但不感兴趣的工作而投身于有风险但更有价值创造感的事业中去?政府、企业和个人,都需要做出这样的选择。所有个体的选择,决定了未来的中国到底会脆弱下去,还是最终进化到,或者说回归到反脆弱。

  (作者系《中欧商业评论》总经理。《反脆弱:从不确定性中获益》,[美]纳西姆·尼古拉斯·塔勒布著,雨珂译,中信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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