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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萃】改革开放初期中国经济实现的超越
2020年09月30日 19:40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 作者:姜长青 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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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中国经济对苏联模式的超越

  (一)改革开放前苏联模式对中国的影响

  苏联推进工业化的过程中,在管理方面实现了高度集中的体制。虽然这种体制在一定条件下实现了资源的高效配置,但这种高度集中的体制下企业无法快速对外部变化作出反应的能力上的缺陷不断凸显。

  中国经济建设各方面受苏联模式影响很大。苏共二十大后,苏联体制的弊端进一步暴露。对此,中国共产党提出要以苏为鉴,坚持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社会实际相结合,探索中国自己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

  但由于社会主义建设时间较短,还没有其他可以借鉴的成熟模式,马列著作也不能提供现成的答案,国际环境又处于冷战状态,虽然毛泽东看出了苏联模式中存在的问题,想打破苏联模式的怪圈,但在实践中却不自觉地放大了苏联模式在某些方面的缺点。邓小平跟苏联打交道比较多,对苏联模式的优缺点认识也更为深刻。20世纪六十年代经济调整的过程中,他就曾对苏联经济体制的一些弊端有过批评意见。

  (二)改革开放初期对苏联模式的超越

  1.通过产业结构调整,优先发展农业和轻工业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不久,国家及时调整了产业政策与产业结构,改变重工业优先发展的战略,把农业和轻工业的发展放到了一个突出的位置。

  农业特别是粮食生产是中国经济的短板,成为整个国民经济发展的制约因素。十一届三中全会以调整党的农村工作政策为契机,放宽农业政策特别是土地政策和农业流通政策,同时通过各种途径增加农民收入。农业发展出现了积极变化。农业总产值和主要农产品产量的大幅增长,解决了长期以来困扰中国的吃饭问题,农民的收入水平和生活水平得到了大幅提升。

  调整产业结构的另外一个方面是大力发展与人民生活密切相关的轻纺工业。建国初期,中国的轻纺工业比较发达,第一个五年计划以来,中国长期推行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到实行经济调整的1979年,轻纺工业发展较为缓慢,导致就业和人民生活水平等方面积累了一些问题。1980年1月,国务院决定对轻纺工业实行能源、原材料的供应优先等“六个优先”的原则以促进其发展。随着经济产业结构的调整,与人民生活密切相关的轻纺工业得到了较快发展。 

  2.对计划和市场关系的重新认识

  新中国成立初期,我们选择了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这个体制曾经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但是缺点也很明显。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国领导层在经济体制改革探索方面又前进了一步,在对计划和市场关系的认识方面又前进了一大步。1979年2月22日,李先念指出:“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相结合,以计划经济为主;市场经济是个补充,不是小补充,是大补充。”陈云1979年3月写的一份提纲认为,无论苏联或中国的计划工作制度的主要缺点都是没有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发挥市场调节的作用。1979年11月26日,邓小平指出:“社会主义为什么不可以搞市场经济,这个不能说是资本主义。我们是计划经济为主,也结合市场经济,但这是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

  中国商品经济的发展为新的经济体制的确立奠定了实践基础。1984年10月20日,中共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指出:“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必须自觉依据和运用价值规律,是在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

  此后,邓小平进一步论述了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的关系,真正从思想观念上摆脱了对计划经济不正确的认识。把计划和市场都看作是发展经济的方法和手段,而不再看作是规定社会属性的本质的东西,无疑是对计划和市场问题认识的又一超越。

  3.分配领域对平均主义的修正

  (1)改革开放前平均主义是致使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缓慢的重要原因

  改革开放前,城乡分治和严格的户籍制度限制了城乡交流。而城市和农村各自的分配制度也防止了收入分配的过大差距,基本上是一种平均主义的分配方式。这导致人民缺乏生产劳动的自主性和创造性,进而导致生产积极性低下,劳动效率很低,社会产出低,人民普遍不富裕。

  农村社员的收入很低,大部分人的温饱问题没有得到解决农业发展速度不加快,工业和其他各项建设事业就上不去,四个现代化就实现不了。城市职工之间的收入差别不大,工人长期以来工资很少,生活水平徘徊不前,城市就业问题严重,城市建设和职工住房医疗等方面欠账较多。

  (2)改革开放对平均主义同步富裕观念的超越

  经济要发展,就必须解决生产者的动力问题,必须要克服平均主义。1978年4月10日,李先念在国务院会议中说,“一定要坚持各尽所能、按劳分配的原则。”同年9月15日,邓小平指出:“按劳分配政策很值得研究,不能搞平均主义。”9月20日,他进一步指出,讲物质刺激,实际上就是要刺激。政府应该掌握调剂的手段和能力。指出过去存在的弊端,正是为了更好地前进。1979年7月15日,邓小平指出:“九亿人口的收入平均发展是不可能的,总是有的地区先富裕起来,一个地区总有一部分人先富裕起来。”反对平均主义、让一部分地区和一部分人先富裕起来,先富带动后富,是对原来追求同步富裕而实际上导致共同贫穷的思路的重大调整和改变,这大大激发了整个社会的劳动创造活力。

  二、中国经济在对外经贸关系方面实现的超越

  (一)吸引外资,制定相关经贸领域的涉外法律法规

  中国转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轨道上来之后,面临的一个突出问题就是资金和技术的欠缺。而当时一些西方国家正有大量资金在寻找出路。1979年1月17日,邓小平同胡厥文等工商界领导人谈话时指出:“现在搞建设,门路要多一点,可以利用外国的资金和技术,华侨、华裔也可以回来办工厂。”引进外资,国内必须有对外资进行保障的法律制度,1979年7月1日,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相关法律的制定和完善增强了外国投资者进入中国市场的信心,是不断开拓利用外资局面形成的奠基石。

  1980年5月20日,邓小平同说到:“利用外资要及早动手,不要再犹豫拖延了。”引进和利用外资,弥补了中国建设资金的不足,一些重点项目的建设还为中国经济发展增添了后劲,更重要的是通过引进外资引入了国外先进的技术和管理知识。

  (二)设立经济特区

  随着中国改革开放政策的实施,当时主管经济工作的李先念副总理对港澳贸易等问题给予了特别重视。1979年1月31日,李先念在谈话中说:“现在就是要把香港有利条件(资金、技术)和国内的有利条件(土地、劳动力)结合起来,把香港外汇和国内外汇结合起来用,不仅要结合广东,而且要和福建、上海等连起来考虑。”同年4月5日至28日的中央工作会议上,广东省委第一书记习仲勋提出“希望中央给点权”,谈了广东开放、搞活设想,最主要谈到广东省委要求中央在深圳、珠海、汕头划出一些地方实行单独管理,作为华侨、港澳同胞和外商的投资场所。邓小平当时就说:“就叫特区嘛,陕甘宁就是特区。”针对当时中央财政困难的情况,邓小平说:“中央没有钱,你们自己搞,杀出一条血路来。”

  中央于1979年7月15日发出《中共中央、国务院批转广东省委、福建省委关于对外经济活动实行特殊政策和灵活措施的两个报告》。中央确定,对广东、福建两省对外经济活动实行特殊政策和灵活措施,给地方更多的主动权,使之发挥优越条件,抓紧当前有利的国际形势,先走一步,尽快把经济搞上去。1980年5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41号文件正式将“出口特区”改为“经济特区”。

  三、中国经济对国内主要矛盾问题实现的超越

  (一)改革开放前对主要矛盾问题认识的曲折变化

  1956年三大改造基本完成,这使得中国的社会经济成分发生了很大变化。1956年9月,中共八大《关于政治报告的决议》认为:我们国内的主要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建立先进的工业国的要求同落后的农业国的现实之间的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这个判断正确反映了国情。但由于受国内外多种因素的影响,党和政府在主要矛盾的认识问题上有反复。毛泽东对中共八大通过的主要矛盾是持保留态度的。。

  1958年5月5日,中共八大二次会议工作报告确认了毛泽东1957年在八届三中全会上提出的关于国内社会主要矛盾的论断,即:“在整个过渡时期,也就是说,在社会主义社会建成以前,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斗争,社会主义道路同资本主义道路的斗争,始终是我国内部的主要矛盾。”这不但延长了过渡时期,还把主要矛盾绝对化了。受“左”的思想影响,国内在阶级斗争问题上越走越远,给中国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等带来了很大的破坏。

  (二)正确思想路线的恢复与国内主要矛盾的新判断

  十一届三中全会重新恢复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确立了改革开放的政策,由此中国在主要矛盾问题上拨乱反正,重新认识和定义了中国社会发展的主要矛盾。

  1979年3月30日,邓小平指出:“我们的生产力发展水平很低,远远不能满足人民和国家的需要,这就是我们目前时期的主要矛盾,解决这个矛盾就是我们的中心任务。”

  1981年6月27日至29日,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了《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决议》对国内主要矛盾做出了判断:“在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我国所要解决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党和国家工作的重点必须转移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大大发展社会生产力,并在这个基础上逐步改善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

  1987年,中共十三大确认了十一届六中全会提出的国内主要矛盾:“我们现阶段所面临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

  改革开放初期,中国实现了经济方面的超越,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新路,同时也奠定了中国经济进一步发展的基础。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中共宁波市委党校学报》2020年04期,中国社会科学网 闫琪/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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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姜长青 工作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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