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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重压力下的主流管理学及IACMR:问题与反思
2017年11月30日 09:28 来源:《管理学报》 作者:吕力 田勰 方竹青 字号

内容摘要:然后,在此基础上建议IACMR下一阶段应借由“管理研究哲学”、“元管理学”与“管理哲学”的探索继续发挥实证研究的优势,反思相关不足,走向真正的多元,实现灵感之源的回归、学术责任的回归与奉献精神的回归。2016年,《管理学报》第8期刊发蔡玉麟的《也谈中国管理研究国际化和管理理论创新——向张静、罗文豪、宋继文、黄丹英请教》(简称《蔡文》)一文中,就提出如下质疑:管理研究是理论研究还是实践研究?本研究对管理哲学做如下定义:管理哲学就是“对目标、价值等管理最基本范畴及其相互关系”的根本性、系统性回答和“为实现管理目标与价值怎么做”的根本方法。笔者认为,“管理研究的哲学”与“管理的哲学”密切相关,对“管理研究的追问”必然会上溯到“对管理本质的追问”,因而可以统一在“元管理学”或“管理哲学”的框架之中。

关键词:学科;理论体系;实践;管理哲学;实证;主流管理学;真理;管理学研究;学术;反思

作者简介:

  摘要:从管理理论的“是”与“做”;管理技术与管理科学;管理学是自然科学还是社会科学;管理学真理是否一定存在以及管理学真理是否一定有用?管理学研究是否应兼顾“严谨性”与“深刻性”?管理学有没有系统的学科理论体系;管理学与管理哲学;对管理学自身进行反思的元管理学8个方面对“定于一尊”的管理学研究主流实证主义范式进行了反思。然后,在此基础上建议IACMR下一阶段应借由“管理研究哲学”、“元管理学”与“管理哲学”的探索继续发挥实证研究的优势,反思相关不足,走向真正的多元,实现灵感之源的回归、学术责任的回归与奉献精神的回归。

  关键词:主流管理学/IACMR/反思/元管理学/管理哲学

  作者简介:吕力(1971-)(通讯作者),武汉工程大学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研究方向为管理哲学、管理伦理、中国本土管理,E-mail:lvli@163.com;田勰,武汉工程大学管理学院;方竹青,武汉工程大学管理学院,湖北 武汉 430205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资助项目(11BGL003)

 

 

  1 引言

  近年来,国际学术界对主流管理学的质疑愈演愈烈:一方面,人们对管理理论指导实践能力的不足尤为不满,且这种不满情绪与日俱增[1];另一方面,管理学研究严重依赖从相邻学科(如心理学、社会学等借用的概念和理论),管理学的原创理论严重不足[2]。简言之,主流管理学近年来的发展既面临着“实践性不足”的压力,又面临着“学术性不足”的压力。

  IACMR自成立以来,迅猛发展,目前已成为中国大陆最具学术声誉的管理学研究组织。然而,IACMR同样面临着与主流管理学类似的双重压力,作为主流管理学与中国本土管理实践相结合的产物,一方面,IACMR对于中国管理实践的促进微乎其微;另一方面,IACMR并未贡献真正的本土管理理论。

  不能否认的是,IACMR对于中国内地管理学者融入国际管理学研究共同体起到了至关重要的推动作用。然而,正是内地管理学界与国际管理学术圈的快速接轨,使得IACMR迅速面临着与主流管理学同样的质疑。2016年,《管理学报》第8期刊发蔡玉麟的《也谈中国管理研究国际化和管理理论创新——向张静、罗文豪、宋继文、黄丹英请教》(简称《蔡文》)一文中,就提出如下质疑:管理研究是理论研究还是实践研究?中国管理研究的发展除了“IACMR之路”是否还有“德鲁克之路”?IACMR已成为事实上的中国管理研究社群的领袖,是否还有必要形成一个本土领袖级组织奔向德鲁克之路?[3]

  与此同时,IACMR的创会主席徐淑英本人也对主流管理学和IACMR提出了严厉的批评:“我们的研究不仅脱离实际,有时还存在危害。”[4]以上是针对主流管理学的批评。徐淑英很早也注意到,目前占主导地位的研究文化是在“顶级”期刊上发表文章,为获得发表论文机会,研究人员通过调整自己的研究方法来适应顶级期刊的“国际评委”,如此一来导致在顶级期刊上发表的中国研究很少针对中国管理实践。以上可以认为是对IACMR在发展本土理论方面的质疑[4]。

  作为汇聚管理研究学术领袖最多的主流管理学界当然注意到上述问题的存在,因此,针对所面临的双重压力提出“兼顾学术严谨性与实践相关性”的主张:一个高质量的研究需要兼顾“严谨性”与“相关性”的要求,已成为主流管理学界当下的共识。然而,作为主流的实证范式是否能兼顾“严谨性”与“相关性”?在通往“相关性”的道路上,“德鲁克之路”是否更具优势?一种适用的管理技术手段是否比实证的管理科学更能直接促进中国管理水平的进步?对以上问题则少有深入的探讨。

  主流管理学术界认为,“近年来,中国乃至世界研究中存在的同质化趋向和功利性趋向等日趋明显,这些问题的根源便在于科学精神的迷失”。然而,究竟什么是“科学”,什么是“社会科学”?科学精神的回归究竟是什么含义?它能不能使当前的管理学摆脱双重压力的困境?对以上问题同样少有深入的探讨。

  虽然较早就有主流管理学者提出“理论是简易性、精确性和普适性的折中[5,6]”,“当观点新颖且精妙时,一些研究者愿意接受较低的解释力[4]”。然而,一段时间以来,严谨性一直是管理学界所追求的主要目标,顶级学术期刊对严谨性的要求愈来愈高。管理学界应当如何看待这一认识上的巨大鸿沟?现阶段是否应当放弃“一而再、再而三”地强调严谨性的策略,集中精力发展那些“新颖、精妙而并不严谨”的学术成果[7]?

  在学者对主流管理学与IACMR提出质疑[3]的同时,作为汇聚最大多数精英与领袖的主流管理学和IACMR当然不可能不对上述问题有所思考。徐淑英最近发表的《商学院的价值观和伦理:做负责任的科学》一文中涉及到以上大部分问题,对管理学术研究的“相关性”、“严谨性”以及“科学的社会层面”提出了更深刻的见解[8]。笔者试图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明确问题、进行反思,以应对学术界对主流管理学与IACMR“学术性与实践性同时不足”的双重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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