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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面实践的管理研究与德鲁克之路
2017年04月25日 14:40 来源:《管理学报》 作者:赵良勇 齐善鸿 字号

内容摘要:研究结论表明,不论是马斯洛主张的“问题中心”的研究还是以德鲁克为代表的管理研究道路都是直面实践的典范。实践既是管理的工具价值与本体价值之间的联系点,也是本土管理研究走向国际化的桥梁。问题还不止于此,这里的研究社群并未包括管理研究成果的最终“用户”,即现实中的管理实践者,如果只是在这个研究社群圈子里推进中国管理的理论研究,很可能会形成学者们自娱自乐或自说自话的局面,使得目前管理理论研究与实践需求脱节的情况更加严重。3.1中国管理的思想基础依据直面实践以及问题中心的原则,中国的管理研究首先要面对中国管理实践中的问题,而中国的管理实践又是扎根于中国传统文化与现代思想沃土中的。

关键词:德鲁克;国际化;中国管理;管理研究;管理理论;管理实践;直面实践;管理学报;马斯洛;学者

作者简介:

  摘要:通过对中国管理研究国际学会(IACMR)发展3个阶段和研究社群问题的讨论,进一步解读了“直面实践”的内涵并提出了3条标准。研究结论表明,不论是马斯洛主张的“问题中心”的研究还是以德鲁克为代表的管理研究道路都是直面实践的典范;实践既是管理的工具价值与本体价值之间的联系点,也是本土管理研究走向国际化的桥梁。研究结论有助于揭示德鲁克之路的实践性和可行性。

  关键词:直面实践/问题中心/德鲁克/国际化

  作者简介:赵良勇,南开大学旅游与服务学院,天津 300071;齐善鸿(1963-)(通讯作者),南开大学商学院,旅游与服务学院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老子道学文化研究会副会长,研究方向为管理创新、国学与管理哲学、旅游管理,E-mail:christ@nankai.edu.cn,天津 300071

  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项目(71472093)

 

  《管理学报》2016年第7期刊发了张静等[1]的《中国管理研究国际化的演进与展望——中国管理研究国际学会(IACMR)的发展范例与社群构建》一文(简称《张文》),引起了国内管理学者的关注。随后,《管理学报》又发表了蔡玉麟[2]的《也谈中国管理研究国际化和管理理论创新——向张静、罗文豪、宋继文、黄丹英请教》(简称《蔡文》)一文,对一些问题提出了质疑,并阐述了对管理学定位的看法。以上两篇文章讨论的问题涉及中国管理研究的过去与未来,事关中国管理理论与实践发展的大方向,值得进一步深入探讨。

  1 IACMR的发展阶段与直面实践

  IACMR的发展路径和研究社群的展望是《张文》的两部分主要内容,其中都有一些可商榷之处,具体如下。

  1.1 关于IACMR的发展阶段

  《张文》首先介绍了IACMR的缘起及其学术活动,然后把IACMR的发展历程概括为“引入实证研究”、“强化情境研究”和“回归科学精神”3个阶段。对此,《蔡文》质疑IACMR发展的“三阶段论”不仅“内在逻辑难说清晰”,甚至有些顺序颠倒,“因为按照基本逻辑应首先明确‘研究价值’(即研究目标引领研究进程),而不是以‘研究范式’上路”[2]。对于正常的科学研究而言,基本逻辑确如《蔡文》所说:首先,要明确研究目标并基于研究价值的判断而选定研究对象;然后,进行研究设计并依据研究方案的需要而选择与之相应的研究方法;之后,运用该方法展开研究并探寻结论——在这整个过程中,科学精神都是首要的、基本的,也是不可或缺的,它同作为研究方法或研究路径的实证研究和情境研究并非同一个层次的内容。借用中政传统文化的提法,科学精神属于“道”的层面,实证研究和情境研究则属于“术”的层面。

  不过,作为一个学术组织,它所关注和强调的内容当然可以不按这个正常的顺序。依据《张文》的总结,在IACMR 10多年的发展过程中,实证研究、情境研究和科学精神分别是该学会在不同时期所重点关注的内容;文中强调IACMR发展的3个阶段只是侧重点的不同,这3个阶段“并非替代关系,而是叠加的关系[1]”。然而,就“叠加”的顺序来说,最后才叠加科学精神确实有些不妥;当然,这句话也可能暗示说IACMR始终没有忘记科学精神,但是由于某种客观或主观原因,而把前两个阶段的侧重点放在了实证研究和情境研究上。《张文》说明了其中的一些原因。例如,“当前,实证主义方法仍然是管理研究的主流方法,也是IACMR各项学术活动中的主要方法[1]”。IACMR一直坚持实证方法的传播和运用,并且为中政管理学界培养了一批熟悉并熟练运用实证方法的学者——这正是IACMR的主要贡献之一。但令人奇怪的是,IACMR经过前两个阶段13年的发展,为什么又要进入“回归科学精神”的第3个阶段呢?“回归”这个词显然意味着有所偏颇、需要调整方向,甚至是彻底回头。

  金占明等[3]指出:中国管理学研究存在一些误区,并认为“一些管理学期刊和学者过于迷恋实证方法,出现了矫枉过正和扼杀研究方法多样性的趋势。……部分知名学者,尤其是海外华人学者推动中国管理研究规范化和国际化的良苦用心在一定程度上助长了上述不良倾向”。该文所谈及的这些现象从一个侧面印证了前文所述中的一些担忧。其实,《张文》也认识到“现实中的中国管理研究仍然存在诸多有违‘科学精神’的现象”,在引述了韩巍[4]和金占明等[3]描述的当前管理学研究中的一些问题之后,认为“这些问题使得中国管理研究群体迷失,使研究陷入‘功利主义’而离科学的目标越来越远。回归‘科学精神’正是要推动中国管理研究找回真正的学术信仰,敦促学者们保持严谨的态度,听从内心的召唤[1]”。由此可见,IACMR的第3个阶段之所以要“回归科学精神”,也是因为发现了中国管理学研究中存在着一些错误倾向或严重问题,为了纠偏、也为了“听从内心的召唤”而选择回归。诚然,以上描述的这些问题并非IACMR所造成,且与IACMR倡导的初衷相悖,但是至少说明IACMR前两个阶段的努力不仅无助于以上问题的解决,而且可能在某种程度上加剧了某些不良倾向,因此,近几年才不得不把发展的侧重点扭转回来,重新强调科学精神。

  也许正是基于上述原因,《蔡文》认为《张文》所描述的IACMR发展3个阶段的“循序渐进”说是不成立的,并且认为中国原本具有的后发优势如果发挥好的话,应该“可以避免走不必要的弯路”[2]。这里争论的关键不仅仅是IACMR发展阶段正确与否的问题,而是涉及到管理学研究的指导方针问题。正如《张文》所言,学者们进行科学研究的初衷本来应是基于“内心的召唤”以追求“科学目标”,对于这种召唤的回应甚至可以上升为一种“学术信仰”。这一信仰的核心就是“科学精神”,而研究方法只是体现这一信仰的手段或途径;这里的核心目标是唯一的,但实现的方法、途径或手段应该是多样的,并且任何时候都不能以某一种方法取代科学精神的核心地位。以哲学语言来表述这一管理学研究的指导方针,就是必须“以道御术”,而不能相反。正所谓“道也者,不可须臾离也;可离,非道也”①。道是核心根本,离开了就会出错;术必须受道的制约,当术强调多了、超出了应有的范围就必然会走向反面,最终还要回归于道。IACMR发展的3个阶段恰恰可以证明这一规律的颠扑不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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