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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为经济学的兴起及其与新古典经济学关系的演变
2021年06月21日 15:16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 作者:那艺 贺京同 字号
2021年06月21日 15:16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 作者:那艺 贺京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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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为经济学的兴起及其对新古典经济学的拓展,成为当今西方主流经济学的重要演变趋势。然而,早期的行为经济学与占据主流的新古典经济学却呈竞争关系,一度导致行为经济学边缘化。但近30年来,二者的关系从竞争走向互适,并以新古典经济学的拓展形式被广泛接纳与应用。

  一、行为经济学的缘起:新古典经济学主观主义研究的困境

  (一)早期新古典经济学的主观主义研究与困境

  考之历史可见,主观主义的研究倾向在英国古典经济学时代就已显端倪。然而,彼时心理学尚未成为一门独立学科,无法为经济学的主观主义研究提供可靠的实证基础。因此,古典经济学只能将其理论体系更多地建构于“客观”法则之上,强调技术与生产条件对经济现象的决定作用,对于经济系统中的人的主观心理因素,仅停留于对自利动机的简单描述。

  然而,进入19世纪60年代以来,随着现代心理学在德国的兴起,心理学作为独立学科的地位逐步确立,这使得以斯坦利·杰文斯、卡尔·门格尔等为代表的“边际革命”者,有机会借鉴这一新兴学科的实证证据,构建新的基于主观主义方法的经济理论。

  在这种早期的新古典理论架构下,效用的可量化测度一再受到强调,但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是,新古典经济学并未发展出一套测度效用的经验方法。这样一来,整个新古典经济学将变成建立在不可检验假说之上的空中楼阁,其提出的一系列经济学命题将难以具备可靠的实证依据。

  (二)后期新古典经济学的主观主义方法转变与问题

  从19世纪晚期到20世纪初,美国本土兴起的行为主义心理学,并不关注心理变量的测度和分析,而是以探索人的行为规律为研究目的。在行为主义的影响下,20世纪前半期的新古典经济学逐步放弃了对效用的测度与考察,转而试图将理论建立在可实际观测的经济行为之上。新古典经济学从内省式心理学转向行为主义心理学,实际上体现了其主观主义研究方法的转变,并具备了新的实证基础来源,即现实中可观测的基于个体主义框架的经济行为,而这也是计量检验方法得到迅速推广的原因之一。

  然而,这一过程却不乏强有力的质疑之声。其中,早期的批评者主要来自深受德国历史学派经济学影响的美国老制度主义者。他们对个体内在心理活动的推测与描述,明显区别于新古典经济学的行为主义研究方式,由此导致的对经济波动的不同解释,甚至引发了其后数十年间凯恩斯主义者与新古典经济学之间的理论争论与政策观点分歧。这些不一致的声音并未给出一个切实的研究心理过程的可操作方法,因此无力影响新古典经济学在实证基础上的行为主义趋向。

  二、行为经济学的产生及其与新古典经济学的竞争

  (一)行为经济学的产生

  一些新的经济实践问题,也要求经济学家必须通过考察个体的内在心理过程,才能提出解决方案。这自然促使部分学者重新反思新古典经济学的行为主义趋向,并尝试基于认知心理学来重构经济学理论的实证基础,从而催生了行为经济学。

  早期的行为经济学家以乔治·卡托纳与赫伯特·西蒙为重要代表人物。卡托纳首次使用“行为经济学”的术语命名其研究。西蒙开创了组织行为和管理科学两大学术领域的研究,并尝试通过在探计算机算法中嵌入认知机制,模拟个体经济行为背后的心理过程,以图提出一个有别于新古典经济学的更有效的个体决策建模架构,即西蒙意义下的行为经济学。在早期行为经济学家的努力下,最迟于20世纪60年代,行为经济学作为新兴领域开始正式步入学术研究视野。

  (二)对新古典经济学的挑战

  由于行为经济学与新古典经济学在主观主义研究方法上存在差异,因此二者的分歧实则是由不同的心理学实证基础造成的。在新古典的行为主义理论体系下,个体的经济行为被置于“刺激—反应”模式之中来理解,并借助“效用最大化”的目的性模型,表述从“刺激”到“反应”的“中介过程”,这一逻辑链条的完结被称为“理性行为”。然而,早期的行为经济学家却基于认知心理学视角。

  当这些早期行为经济学家正形成其批判性观点时,同时代的新古典经济学却仍僵化于行为主义心理学取向,因为这有利于构建一个基于一般均衡的分析体系。在新古典经济学家眼中,均衡是任何经济学模型不可或缺的部分,是对经济行为进行比较静态分析的重要前提。只有具备完整的均衡分析体系,才能使经济学如物理学那样拥有严密的逻辑结构。

  在“形式主义革命”的推动下,新古典经济学在20世纪50年代加快了数学化进程。这使得新古典经济学迅速占据了经济学的绝对主流地位。创刊于1972年的《行为经济学杂志》(Journal of Behavioral Economics),被视为行为经济学话语地位上升的标志。随后,行为经济学开始步入一个快速发展时期。行为经济学与新古典经济学逐渐由分歧走向互适,促使原有的以新古典为核心的主流经济学在内涵上得到扩容。

  三、行为经济学与新古典经济学的关系转变与互适

  (一)行为经济学的方法论调整

  面对来自“形式主义革命”的冲击,一些新生代的行为经济学家开始思考,应当如何调整行为经济学与新古典经济学的关系。他们寻找一个新的研究起点,在实验室条件下考察个体行为在多大程度上符合“理性行为”模型。但这类实验最初却是由心理学家沃德·爱德华兹发起的,尽管其初始研究动机并非直接作用于经济学领域,但客观上却促成了行为经济学与新古典经济学的关系调适。

  爱德华兹及其同事实施了一系列被称为“行为决策研究”的实验。他相信,由于选取的实验对象可被看作潜在的理性者,因此大部分偏离“理性行为”的实验结果,都应是带有均值回归特征的难以预测的随机误差。然而,在年轻一代学者的实验中却发现大量违背“理性行为”模型的行为偏差是系统性的并且能够预测,其中尤以特沃斯基及其合作者丹尼尔·卡尼曼的系列研究最具代表性。

  卡尼曼提供了一条新的处理思路,不要纠缠于“理性行为”模型是否正确,只需将其视为个体行为的某种“规范性”模型即可。他由此推断,系统性的“认知失误”在某种程度上可视为人类决策过程的给定特征,研究者的工作在于考察个体何时、怎样以及为何会由“认知失误”而偏离规范行为,这逐渐成为新生代行为经济学者普遍采取的研究思路。

  上述这些研究尽管在形式上更应被划作认知心理学范畴,但在内容上却与经济学的若干基础性议题关联密切。与早期行为经济学相比,这些新生代的行为经济学家在方法论上做出了两方面的重要调整。(1)在理论的表述上,尽量采取与新古典更为接近的表述形式。(2)在处理与新古典经济学的关系上,将新古典的“理性行为”模型视为一种理想情形,可作为一种参照理论或零假设。

  自此,行为经济学开始逐步对其早期的研究方法与理论架构进行调整,无论在理论的形式上还是内容上,都尝试将自身表述为新古典经济学的拓展形式而非替代形式。

  (二)新古典经济学自身的发展问题与回应

  20世纪70年代后,新古典经济学在将其运用于各个具体研究领域中遭遇了严重瓶颈。如在宏观经济学方面,以小罗伯特·卢卡斯和托马斯·萨金特等为代表的一些学者,通过在一般均衡理论中引入时间、不确定性、预期等因素,发展出所谓的理性预期均衡,用于宏观经济分析,并试图对“石油危机”以来西方世界挥之不去的“滞涨”现象给出主流学派的解释。另一相似情形见于与新古典经济学密切相关的解析博弈论。尽管其所基于的纳什均衡不同于一般均衡分析,但它却假定博弈的参与者具有无限认知能力,这在本质上仍然是行为主义的。

  新古典经济学的行为主义信条还被金融学研究深度接纳,此即20世纪70年代以来尤金·法玛等倡导的有效市场假说。行为经济学主张对个体投资者的行为建模,应引入认知心理学变量予以处理,尤其是直觉推断法、判断偏差和决策参照系等内容,试图对基于计量检验方法的经验证据与有效市场假说之间的差异,进行描述与解释,此即行为金融学得以产生和迅速发展的内在动因。

  当新古典经济学试图将其分析体系扩展用于更多问题领域时,就不可避免地受限于它的行为主义心理学本质,不得不转求认知心理学的方法与依据, 从而与行为经济学在实证基础上达成了潜在一致。这促使新古典经济学开始考虑与行为经济学的合作可能。在此背景下,各种学术资源开始向行为经济学倾斜,尤其进入20世纪80年代后,相关学术期刊和出版物陆续创办和出版,以行为经济学为主题的学术活动日益频繁。

  贯穿整个20世纪晚期及至21世纪以来,大量新生代学者被吸引至行为经济学领域的研究。这些学者大多接受了由卡尼曼和特沃斯基所倡导的方法论,在确定性选择、风险选择、跨期选择、利他选择等问题领域发展出了一系列以新古典情形为参照系的描述性理论,使行为经济学的理论内容日益丰满,并逐渐与新古典经济学形成了相互映照的综合性理论体系。这些发生于经济学基础教学之中的调整,深刻反映了新古典经济学主流地位的相对弱化,及其与行为经济学的融合之势。

  四、行为经济学对新古典政策设计的拓展

  (一)政策设计的理论思路拓展

  战后新古典经济学框架下的政府政策设计,主要以“理性行为”模型为前提,将理性的“效用最大化者”作为设想中的政策干预对象。然而,这种干预思路未考虑个体决策背后的认知进程,其政策效果往往难以实现。这意味着政策设计的理论基础,应从行为主义向认知主义拓展。

  作为认知心理学家兼行为经济学家,卡尼曼与特沃斯基认为,如果可构建合理的任务环境来“干预”个体的认知进程,那么就能推动其行为向“理性行为”趋近。这一思想启发了他们的重要学术伙伴、美国芝加哥大学商学院教授理查德·塞勒。塞勒提出了一套立足于“参照系”的系列描述性理论,即著名的心理核算理论(mental accounting theory),探讨外生的“参照系”对个体的信息感知、信息归类与信息复核三个认知阶段的影响。逐渐形成了关于政策设计的新理论思路,通过改变那些能够影响个体“参照系”的外生变量,可有效引导市场主体选择那些福利水平更高的行为,或是达到更优的资源配置方式。这种政策设计被形象地称为“助推技术”(nudge techniques)或是“选择情境构造”(choice architecture)。

  近十多年来,塞勒等行为经济学家所倡导的“助推”式政策设计,已在多个国家引发关注并用于实践,可视为行为经济学当前最为瞩目和最有潜力的发展内容之一。拓展了新古典的政策设计理论与政策工具箱,同时由于无需采用传统的实物或货币激励措施,又在一定程度上节省了社会执行成本。

  (二)政策设计的实证基础推进

  行为经济学所依赖的认知心理学,在最初却难以为此提供清晰的实证证据指引。为了突破在表述认知机制方面的局限性,认知心理学在20世纪50年代末出现了借鉴神经网络,构建认知模型的新趋势。即通过效仿神经元相互联结的特性,以网络整体活动来类比人的认知机制,对人类认知活动的形成过程进行揭示。这为行为经济学提供了一种可能,通过构建一个内含多元认知系统的一般性模型,表达个体的认知机制。

  这种处理认知机制的方式,一方面使新古典与行为经济学在更坚实的认知科学实证基础上得到统合;另一方面也为行为经济学强调的认知干预政策,提供了自然科学层面的证据支撑。

  结语

  行为经济学突破新古典的行为主义研究框架的局限,将西方主流经济学的分析前提推进至个体认知层次。一方面,新古典理论面对日益复杂的社会经济关系,其单一的理性经济人模型难以应对新的实践问题;另一方面,心理学、认知科学、神经科学等自然科学领域新的研究成果不断涌现,为新古典经济学重构实证基础提供了可能。这两方面因素共同主导了行为经济学与新古典经济学关系演变的历史逻辑,使二者逐步由竞争走向互适与统合,充实了西方主流学派的主观心理分析。

  借助行为经济学,新古典经济学的实证基础萌生了从唯心主义向直观唯物主义的转向。但其主观主义的研究,本质仍是以个体主义理解经济现象,未能揭示制约个体行为的社会历史条件。

  (作者单位: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中国社会科学》2019年第5期,中国社会科学网 闫琪/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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