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扩大中等收入群体 加快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
2021年02月10日 10:10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 作者:蔡昉 字号
2021年02月10日 10:10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 作者:蔡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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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实现“双循环”必须改善收入分配

    “双循环”不是依赖某一种需求因素转向另一种需求因素,但是确实有强调点。鉴于现在错综复杂、充满挑战的国际环境和发展中的新变化,“双循环”更加强调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大循环主要依靠内需,内需中的消费需求是最基本的需求。从国际比较来看,无论是和中等偏上收入国家、中等偏下收入国家,以及和美国、欧盟这些主要经济体国家进行比较,我国消费率仍然偏低。按照趋势看,中国在过去这些年消费总额的提高速度几乎是世界上最快的,虽然消费率低于这些主要经济体,但增长速度要远远快于他们,同时消费增速也快于GDP增速,因此未来这三个世界占比会产生趋同。第一,我国最终消费世界占比现在是12.1%,会提高到接近于GDP的世界占比16.4%。这中间至少提高4个百分点的总额,世界GDP的4个百分点是一个巨大的数目。第二,GDP的世界占比16.4%会向人口的世界占比18.2%趋同。未来长期看人口的占比还会降低,这两者之间趋同意味着,中国人均GDP会达到全世界的平均水平。人均GDP有可能达到13000甚至14000美元。这三个世界占比的趋同,意味着中国在不断走向富裕。

  人均GDP的显著提高超过世界平均水平达到高收入国家的入门门槛水平还不够,因为人均GDP不尽等于居民收入水平,只有GDP的增长速度和居民收入的提高速度保持同步,或者基本同步才可能说我国进入高收入行列,人民也相应地进入到高收入居民水平。所以,我们必须通过充分就业、高质量就业等做法来保证“两个同步”,最终达到城乡居民收入水平都提高,这既是一个必要条件,也是保障消费需求不断提高的前提。

  收入的提高就是做大“蛋糕”,“蛋糕”做大以后如何更好分配至关重要。特别是当我们到了中等偏上高收入国家,临近高收入国家门槛的时候,很多人称之为“中等收入陷阱”,它的重要表现就是收入差距过大会阻碍进一步的稳定发展。按照国际一般标准,0.4以上的基尼系数意味着收入差距较大,分配状况不太好,目前看我们的基尼系数还在0.4的水平之上,在做大“蛋糕”的同时必须下更大的决心去分好它。

  总体来说,改革开放是分享式的经济增长,所有的群体收入都是增长的,连相对低收入群体也是不断改善的,让所有人都分享到了经济发展的成果,同时也是使社会能够承受0.4以上的基尼系数的重要原因。未来,经济增长在减速,“蛋糕”还在做大,做大的速度会放慢。这个时候,如果不能分好蛋糕,就会产生不能共享的结果。过去更多是靠初次分配、劳动力市场的机制来解决大家一起分享的问题,现在看进一步把收入差距缩小到更合理的水平,初次分配的机制是不够的,必须有收入分配政策的转变、有收入分配体制的改革和更大的再分配力度,才能把收入差距真正地缩小到社会可承受和发展阶段相符合的水平。

  优化分配结构 不断扩大中等收入群体

    我们就要实现中等收入群体不断扩大,其实就是收入分配改善的过程。中等收入群体的基本定义和特征,既要有较高并不断提高的收入,也要有比较稳定和相对正规的就业,还要有比较均等和适当水平的基本公共服务享受程度、合理适当的财产收入、一定的教育水平。在这种情况下,整个社会不断从低保障群体向中等收入群体靠近,就是改善收入分配、改善居民福祉的一个过程。这里强调的不是大家都很快的,一起进入中等收入群体。逐渐向中等收入群体靠近,具有中等收入群体主要特征的过程,就是一个不断改善的过程,这也是一个社会流动性提高的过程。可以重点关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打赢脱贫攻坚战之后,解决相对贫困问题十分重要。5575万农村贫困人口脱贫、832个贫困县摘帽、消除区域性整体贫困历史性成就,迈进就是不断提高他们的生活水平的过程。脱贫之后,解决相对贫困问题非常重要。目前,农村居民仍有相当多的人可支配收入未达到相对贫困线,是相对贫困的帮扶收入对象,总量还是巨大的。在解决这个问题的时候,不光要针对相对贫困线下的群体,还要面向所有农村人口,在解决问题的过程中不断使居民向中等收入群体靠近。

  进入中等收入群体对农村居民来说必须拓宽收入来源。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但是农业占GDP比重不断下降,这说明不能指望经营农业获得足够多的收入,使很大比重的人群致富。因此,我们要将农村人口转出去,农村人口比重下降,工资性收入提高,才可能更快地能解决农村居民进入中等收入群体的需要。必须要有劳动力的充分流动性,这个流动性首先是横向流动(迁移、外出),只有在横向流动的过程中才可能出现纵向的流动,使他们提高收入和经济地位。

  第二,消除“两率”差异。我国农民工群体是相当大的,他们相当于很多高收入国家劳动力的总和,这部分人从现有的较低收入地位进入到更高收入群体地位,给扩大中等收入群体提供了非常重要的来源。要将农民工转变为城市居民的社会身份、得到户口,享受到更好的基本公共服务,有更多的机会在职业中向上攀升。这就提出了户籍制度改革,也就是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新型城镇化的重点是消除“两率”差异。目前我国常住人口城镇化率达到60.6%,这是把常住在城市的农民工也计算在内的,这些人没有得到城镇户口。真正得到城镇户口和从来就有城镇户口的人加起来也只占全部人口的44%,这两个比率间保持了16个百分点的差距。如何消除“两率”差距,让更多的人享受到更稳定的就业、更均等和更高水平的基本公共服务,这是我们必须解决的问题。

  户籍制度的改变可以“一石三鸟”。首先有利于中国经济持续稳定增长的效果,“两只鸟”是供给侧的,“一只鸟”是促进农民工流动,稳定劳动力供给,使经济增长中的劳动力部分得到更好的保障,提高劳动增长率。“二只鸟”是让农民工继续保持流动,在资源重新配置效率来源中作出贡献。“三只鸟”是需求侧,农民工庞大的群体很多已经住在城市,从事着城市人的工作,甚至工资收入也逐渐向城市人靠近,但是由于没有享受到完全均等的公共服务,存有后顾之忧,所以他们的消费模式没有变成城市人的模式,消费受到了抑制。有人做过一个模拟,假设其他条件都不变的情况下,仅仅给农民工户口,改变他们的预期,他们的消费就可以提高27%。

  第三,扩大老年中等收入群体。目前我国60岁以上的老年人已经有2.76亿,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部署了要实施积极应对国家老龄化的战略,其中一条就是保证他们的生活,解除消费的后顾之忧,让他们发挥重要的消费者群体的功能。随着年龄的提高消费也相应下降,提高老年人的劳动参与率,提高养老保障的水平,同时提高整体福利,减轻他们要对后代承担的责任,他们的消费潜力是巨大的,可以开发出来,逐渐地让他们能够享受到中等收入群体的生活水平,他们对中国经济的贡献也是巨大的。

  总体来看,脱贫以后的农村人口、庞大的农民工群体、未来越来越大的老年群体都应该是中等收入群体的培育对象,并且在社会流动的过程中会对“双循环”作出重要的贡献。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党组成员、学部委员。本文根据蔡昉在“财经战略年会2020——面向‘十四五’的中国经济”会议发言整理。中国社会科学网 闫琪/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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